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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之思的飞扬与道德之义的彰显
                               ——樊浩、成中英主编《伦理研究·道德哲学卷》简评
                                                         颜毓洁1’2,鲁杰2
           (t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74;2陕西科技大学社科系,陕西咸阳712081)
           [摘要]由樊浩和成中英两位教授主编的《伦理研究》(道德哲学卷·2006)分四个部
    分彰显“东大理论”的问题意识与学术性质:道德哲学对道德哲学基础理论进行了“东大标
    识”的深层推进;中西方传统道德哲学发掘出具有“永远的现实性”精神内涵。并在哲学层面
    进行中西方道德传统的对话与互释;科技哲学表现对时代的前沿问题把握的敏感态度和对
    重大的科技挑战予以伦理化解决之勇气;国外专稿则加强对当代域外伦理学发展的前沿了
     解,并努力创造出足以与域外伦理学界展开对话和交流的理论资源。


        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一方面,全球变暖、环境恶化、网络黑客以及克隆技术等等,使我们亟待把握自身所应遵循的伦理法则,以应付越来越不可预料的周边世界,寻求外界的有序和内心的祥和;另一方面,传统的伦理资源被解构,大量的恒定伦理准则被碎片化,与此同时,我们想获得的新的道德文化资源有待整合、有待获取普遍有效的价值认同。如何多维度地把握和重建我们的道德文化,展现伦理学应有之思和应承之责呢?樊浩、成中英两位教授主编的《伦理研究》(道德哲学卷·2006)①[13无疑是彰显了“东大伦理”之问题意识与学术特质。
一  、道德哲学:筚路蓝缕。阐幽发微
        如果要重塑道德、再构伦理,道德哲学基本理论研究无疑是最为基础,同时也是最繁复的工作,因为一系列的伦理核心问题需要深入解决。而首先要面
对的是道德哲学深层次的研究路向问题,以及道德哲学理论突破的研究对象问题。樊浩教授的《论“伦理世界观”》一文则对这些问题做出具有“东大标
识”的解答。
         他认为“伦理道德作为实践理性,当以‘意识一
意志’的复合为研究对象”,接着他提出道德哲学的
研究路向应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意识和法哲学意义上的意志,就是合理的伦理体系和伦理精神的两个
理想要素,由此伦理学的研究必须实现现象学与法
哲学的璧合”,整个问题的关键点就在这里被发掘出来,即“如何找到现象学与法哲学之间的概念中介”。为解决这个问题,樊浩教授从黑格尔的《精神
现象学》与《法哲学原理》中导出一个至关重要的中介概念“伦理世界观”,即意识与意志整合、现象学与法哲学璧合的概念。通过这个概念,把握住“伦理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在伦理精神中原初的对峙与对立,绝对义务意识对伦理与自然关系的抽象统一,伦理行为达致的伦理与自然的现实统一”,这都是“伦理世界观的辩证结构和其生长的具体一抽象一具体的辩证过程”;而这个概念的“根本价值追求和基本品质”即是“伦理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伦理世界观”从“伦理世界”的形成、“伦理实体”的造就、“伦
理规律”的体现三方面申言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成为“民族伦理精神造就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樊浩教授行文中的“思之浪”翻腾而来,宏大且细密;其文间表露的思之深邃。灵动且厚实,让人在为其伦理之思的飞扬叹为观止的同时,也深感其筚
路之繁累、深耕之艰辛。足于当代伦理学,试图重新找到道德的真谛;在《论社会事实与三种价值的内在关系》一文中,龚群论述了“价值包容于社会事实之中,并且不同的价值决定了社会事实的不同特性”;陈泽环以冯契、张世英为例,探寻面向未来的道德哲学;江畅探讨的人类生存的四种基本方式,等等论文,无不勾勒出伦理学人对道德哲学基础研究的深入而细
致、精致而宏大。


二、传统资源:追本溯源,返本开新
        道德哲学的研究离不开中国和西方传统丰富道德资源,如何发掘出中西道德哲学传统中那些具有“永远的现实性”精神内涵,并在哲学层面进行中西方道德传统的对话与互释,仍然是道德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德性论与儒家伦理》一文就充分体现中西道德传统资源的重新解读,及中西道德论的相融与互通。东方朔在这篇论文中首先提出:“现代社会的道
德哲学,在遗落了德性理论之后,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直接把研究路向引导至伦理学中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关系研究。从特殊主义的
角度,东方朔援引麦金泰尔的观点:“现代道德哲学有三个根本特点,首先它表现为各种直觉;其次是理性概念的运用;最后即是在对立的道德判断之间处
理优先性问题方面的无能。”而这种“理性的无能”引发了道德的困境,使普遍主义之不可能而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传统。普遍主义则迅速抓住特殊主义问题的关键进行反驳,“如果一种道德理论对于特定范围内人们的行为的正当性与否都不能提供判断的标准,那么,其苦心建构的实践理性又将如何指导人们的行为实践?”这一德性悖论如何能解?东方朔敏锐地追溯了内生于中国语境的德性论对于西方高国希的《当代伦理学对道德基础的探索》立德性悖论的解决,“儒家讲仁,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源和基础,儒家的仁道原则具有绝对性和普遍性。”因而经得起西方特殊主义的诘难。“儒家的仁道原则虽具有普遍性,但却不是空洞的、抽象的普遍性,遵从仁道原则,不是要人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特定的境况中去解释这一原则,实现这一原则。”儒学
对这一问题的成功解答则意味“至少在理论上对于当今社会道德的工具化、形式化倾向具有某种针砭的作用”。而董群的《佛教伦理的基本特点》,则界定佛教伦理的基本特点为诸种“统一说”,化繁为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张传有之《回到康德的道德哲学》一文,揭示了康德的“准则”这一概念的内蕴,并指出其问题的现实借鉴意义;许建良溯源至中国“道”“德”哲学的原初图式,试图在中国的哲学话语系统里推动道德哲学的发展;谢礼圣、冯川、汪怀君等回到黑格尔文本,指出了研究黑格尔道德哲学的现实意义等等,都展示了伦理学人对中西传统道德哲学资源所作的追本溯源、返本开新的探索和革故鼎新的追求。


三、科技哲学:砥立潮头。运思构哲
        科技伦理是东南大学的传统学科,也是为了与道德哲学形成学科结构互补互动而展开的前沿科学。从上个世纪中叶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使人类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价值与规范课题,在科技赋予人类全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将可能造成的种种威胁摆在人们面前,因而必须对这些最新技术予以伦理学的评判,以廓清前景。无疑,山东大学人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
        田海平的论文《环境伦理与21世纪人类文明》认为:“环境伦理作为一种目光长远的伦理,必须正视现代科学的本质并限定其控制自然的条件”;“环
境伦理作为一种实际有效的伦理必然代表21世纪人的类型的转变、文明的演进和伦理发展的基本方向”。于是,他指出:“对于21世纪人类文明来说,环境问题要求我们重新反省和思考生命存在的意义,地球生命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对生命本质的思考展开了‘与存在相与’而不是‘与存在相对’的难题。”所以,人类“环境伦理与文明发展方向”应该是“走出‘控制自然’的迷误”。由于“环境伦理是与人类的原始存在经验相一致的一种世界经验或宇宙经验,而遵循生态伦理是对人的原生命体验的遵循”,因此“遵循环境伦理的问题,既是21世纪人类的必然抉择,又最终指向我们对生命真谛的领悟”。
        人类已经跨入了信息时代,对于这全新时代的把握以及时代对伦理挑战的回答,亦是现时代学者的重点研究课题。陈楚佳的论文《论信息时代的结构性变革与伦理性变革》认为,信息化生产已经引发了社会结构性变革:包括世界和地球环境生态结构的变动、人类地缘关系结构上的某些变化、社会产业结构的改变、世界性投资结构的重新考量与大幅变动、各个行业全方位的产业结构的改造、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结构的变革、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社会教育
结构的变化等等,最后使得国家管理结构的深刻变革。于是,产生了与社会结构性变革相适应的社会伦理性变革,此两者的二重变革具有全球性及世界性。
        科技发展提出的伦理挑战几乎波及人类社会全部生活领域,作为回应,孙慕义对汉语生命伦理学进行了后现代反省;陈爱华探讨了高技术的道德选择何以可能;王雨辰揭示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进及其伦理意蕴;马向真则对科学家越轨行为进行了多维分析,提出相应的道德防范举措,等等。这表
现出东大学人对时代的前沿问题把握的敏感态度,对重大的科技挑战予以伦理化以解决之勇气,既符合其“重大应用”标识,又流露出其哲思的时代感与使命感。


四、国外专稿:构筑平台。交汇融通
        中国伦理学科既需要保持其自身特色,又需引人西方资源进行自身思维与方法的拓展与变革,因此进行中西方伦理学术交流与对话是提高研究水平不可或缺的方法。当代中国伦理学界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快速加强我们对当代域外伦理学发展的前沿了解,并努力创造出足以与域外伦理学界展开对话和交流的理论资源[2]。东南大学通过“国际道德哲学学术研讨会”构筑了会通中西伦理、沟通学术前沿的对话平台。作为对话的成果,国外的著名
学者为研讨会提交的英语学术论文亦收录在《伦理研究》中。其中,牛津大学哲学系主任John Broome撰写的《我们应重估人口的价值吗?》一文,以分析哲学的方法探讨了人口问题的伦理意义。论文提出的“何种善使我们仍有继续生存的意愿”,以及另一个意义相关的命题“何种恶使我们生命立即终结”,均是古往今来困扰思想家的生命哲学问题。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对现实人口问题的解决显然是极为重要的。他认为,一般而言,一个人生命终结不会比他生存着更好,因而一个人生命得以延续则是善。我们的伦理本能是关注人,去关注如何使人们生活更好。JohnBroome把上述我们最一般直觉称之为“中立观”,
并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建构两个图形模型进行人口问题的研究。在“中立直观”与图形模型的分析发生分歧时,他认为我们必须放弃对人口
问题直觉观点,才能得到艰难的学术结论:我们对人口问题或许没有伦理任。
         美国和瑞典的学者还分别就东方伦理本体论的美德和西方元伦理的权利的整合、伦理与环境正义对将来人类的影响以及宽容的伦理意蕴等问题提交的研究论文,展现了“国际道德哲学学术研讨会”开放的学术姿态。很显然,在一个开放竞争的时代,若没有开放的学术视野和姿态,一如没有自身独特的学术资源和理论特色,都不可能参与当代社会的知识竞争和文化创造f2]。这也是国外学者参加本次学术交流与《伦理研究》收录其论文的意旨所在。
        《伦理研究》是东大伦理学人为中国伦理学事业所做出的一份贡献,呈现出当代伦理学人道德之思的飞扬、道德之义的彰显。然而正如主编之一的樊
浩教授所言:“我们正在努力!我们将永远努力!”这也表达了我们所有伦理学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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