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提倡“孝道”、“尊老”，并衍生出独特而纯粹的“孝”文化；而西方则因其注重个性与自我的文化氛围，衍生出完全不同的“待老”文化，如今老龄化加剧，我们所持的“待老之道”也就显得日益重要，本文便从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对二者进行比较。
关键词：
孝文化，尊老，孤独，不服老，家庭代际关系，待老之道
正文：
眼下,“银发浪潮”席卷而来,养老成了全球性话题。然而,如何对待老人,在家庭代际关系上,中西方却有很大不同。
中国文化里，老年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虽然并不对社会发展起主导决定作用，却自古以来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无论是从社会，文化，政治还是经济角度，都享有很高的地位与权利。而绝大部分的西方文化里，老年人却是一个弱势群体，而对于“老”这一概念，大多数西方人士是抱着一种“不欢迎”和“不服老”的态度，正如本文的副标题目一样，“shame to be old”，羞于年老。
一，从社会角度比较
从社会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家庭纽带紧紧相扣的宗族社会，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为可见，甚至五世六世同堂以至整个宗族同堂也不乏其例。而在这个社会里，最有发言权，备受尊重与关爱的便是家里的老人，正如《母亲》这首歌所唱的一样，“不管你走多远，无论你在干啥，到什么时候也离不开咱的妈，”；也“不管你多富有，不论你官多大”，回到家里你便是人子人女，便是小辈，便得尊重长辈，服从长辈，关爱长辈和孝顺长辈。整个中国社会里，人们对老人充满了感情，不仅家里日常生活要以老人为中心，就是重大决策也必须征得老人的同意，从《红楼梦》里贾府上下对老太太的恭敬与孝顺便可窥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尊老”、对于家里老人的呵护与孝顺，对于中国人来说，“天伦之乐”恐怕是一个老年人最大的幸福、子女最深的孝顺。
西方社会则不同，在西方的家庭代际关系中，西方家庭是单向抚养模式的，即父母只需抚育子女，子女却不用供养父母。因为西方比较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所以每个人的独立意识都比较强这种独立意识，对于子女来说，他们不愿过多地依赖父母，对于父母来说，他们也不愿过多地依赖子女，他们爱好自立生活，觉得依赖子女是“可耻”的事，正如他们并不愿意承认自己“不中用”了，不服老一样。在西方，人们通常都不会问及别人的年龄，这比较私密，更有可能引人不快或反感，许多老年人不像中国人那样认为“老来是福”，更不会“倚老卖老”，他们并不喜欢变老，也可能并不服老，为了证明自己年轻体盛还可能探探险，旅旅游，并不像中国的老年人一样喜欢守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
二，从文化角度比较
从文化上来看，中国的传统观念就讲“养儿防老”，讲“百善孝为先”，讲“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主义”，讲“忠孝仁义”，而孔子的名言“孝子之养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以及其所创造的“仁”者儒家文化更使得整个社会对于“尊老”有了一种默契与普遍遵守，或者更为确却一点，“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尊老”文化与传统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从孔子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孟郊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到后世的“千万经典，孝义为先”、“百善孝为先”再到我们现在的“和谐社会”、“尊老爱幼”，从日常生活中对于老者的尊称“令翁”、“黎老”、“太公”到对于年龄的敬词“高寿”、“高龄”再到对于老人隆重庆生的祝酒辞“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佛心永恒，福寿绵长”等等都体现了孝文化在中国文化里的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李密的一篇《陈情表》更可说是中国“孝文化”的典章，其中透射出来的“孝道”千百年来更为世人所景仰，所追崇；而董永则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二十四孝”之一，其“性至孝，家贫，父死，卖身贷钱而葬”的事迹感天动地，传为佳话：可以说孝文化始终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发展，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中。
而西方文化里，不仅没有什么地方以“孝”而闻名，也没有哪个地方因“孝”而引以为荣，更没有“二十四孝”这样闻名的人物，而在“孝”方面的名言警句、系统的典著也几乎没有。对于平等与民主，自由与自我的追求使其对于这种纯粹的中国“孝”文化几乎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老年人也是平等之人，不能对其“特别对待”，更不用说什么“百善孝为先”了。在他们的文化观念里，“人人生而平等”，没有人可以享有无偿特权，所以其所谓的“孝文化”非常平乏，也仅基于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中所应有的尊敬和服从。在西方，人们更注重的是追求个人价值与自我，人的亲情束缚较之中国要少得多，这便使得父母与子女间感情的牵连较为松散，推而广之，整个社会也较之中国也就显得“人情单薄冷淡”多了，“孝文化”也就“淡”多了。
三，从政治角度比较
从政治角度来看，如上面所说，长久以来，中国便是一个宗族势力强大亲情味道浓厚的国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维护政治统治，中国的统治者选择了儒家文化作为其统治的主导文化，也便利用情感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皇帝派遣的官吏、地方行政官员一般被视为老百姓的“父母官”，而历代君王施政都提倡“以孝治天下”。春秋战国儒家便提倡实行“仁政”，主张“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汉代的“察举制”便注重“孝廉”一科，其后的“九品中正制”也有“孝廉”要求，“忠孝”与“孝廉”作为中国政治范畴的重要内涵一直发展传承着，直至后来乾隆皇帝的“千叟宴”更是将这一“孝政”发展至巅峰，“上行下效”，整个社会“行孝”也便蔚然成风，“孝文化”在中国政治历史的作用可见一斑。如今，中国政府依然提倡“尊老爱幼”，注重“孝道”，并且立法要求子女尽孝，保障老年人权益，使得整个社会老年人老有所依。
而西方历史上，不仅没有把“孝廉”作为人才选拔的要求，也很少有政府或统治者会公开宣扬“孝道”，甚至在讲求法治的西方社会中，大多数国家甚至对于“子女必须抚养父母”都没有硬性的法律要求。现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也加强了对老年人的优抚，大多通过政策优惠如住房优惠，养老保险等来保障老年人权益。
四，从经济角度比较
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与小农经济，造就了她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个体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和相互爱护，以集体利益为重，“孝文化”也就随之发展逐渐“积厚”。尽管可以预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增长、社会福利的普及与提高，中国的家庭代际关系也会逐渐地松散，但相较于几千年的历史传统，这点变化还不足以撼动中国传统的浓厚的“孝文化”地位。
与中国相比，西方文明则不完全依赖于农业，人们很早就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并生活在城邦中，经常迁徙和流动；西方文化强调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个体本位的温床。个体本位以个体为本位，强调个体利益高于一切，即使在家庭关系中也是以个体利益为中心。西方现代经济的发达水平也使得它有能力建设一套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比较齐全的养老院体系，尽管许多老年人会比较孤独，晚景凄凉，但是由于文化传统习俗等束缚，他们更不愿麻烦子女，无怪乎有人说西方社会是“孩子的天堂、老人的坟墓”。
五，结语
经过上述比较，可见中西方孝文化截然不同，中国的“孝”文化闪着人性光辉，而西方的养老制度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随着全球老龄化趋势加强，养老问题日益严重，中西方必须就其“孝”文化进行交流与学习，逐步发展适于自己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养老制度，促进自身“孝文化”的发展，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