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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大张曼丽
- 新手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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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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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02-03 23:32
|只看楼主
在作为人之善性的“仁、义、礼、智”四者当中，孟子尤其重视“仁”，甚至称“仁，人心也”（《告子上》），从而以“仁”来统摄其他三个方面的德行。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已极力阐发了“仁”的学说，孟子更是承其遗教并进一步发明“仁心”、“仁政”之论，将“仁政”作为他整合社会的根本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孔子那里，“仁”更多表现在个人的道德层面上，而对于孟子来说，孔子的“仁”已经从个人的道德生活拓展到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活当中，因而，“仁政”成了孟子王道政治的最突出表现。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孟子使得儒家的“仁学”由此灿然大备。
司马迁述孟子之时代背景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孟子荀卿列传》）一言以蔽之，当时的统治者们无不崇尚富国强兵、兼并弱小的霸道之术。所谓的“霸道”，指“以力假仁”，就是崇尚用利益与武力来维持社会秩序。在春秋初期，这一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所以孔子对于管仲的霸业也有大力的表彰，称颂管仲“如其仁”（《论语•宪问》）。但到了战国之时，七雄争长，挟天子令诸侯已不可能，“即使桓公复起，亦难再为玉帛冠裳之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欲以霸政恢复统一的社会秩序已不可能，相反只会导致争战不断，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的动荡。因此，孟子认为，要从根本解决当时的社会危机，只有放弃尚力尚利之霸道而代之以行仁政之“王道”，即“以德行仁”，通过“仁义”来治国徕民，其理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 施仁政、行王道——平治天下的所在 行仁则得天下，不仁则失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上》）因此，仁义之政确实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兴废。它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1）行仁是得人之道。在孟子看来，民心之向背不依靠霸道武力的征服，“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公孙丑上》）反之，以仁德服人则可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因此，获得民心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行仁，即“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这样，“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离娄上》） （2）仁政是战胜之道。孟子的政治理想是使天下“定于一”，即使天下结束混乱状态而得到统一，这其实是战国时期主要思想家的共同理想。因此他并不一概反对战争，而是认为仁政是战胜不败的根本保证。他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公孙丑下》）在这里，是否得道，决定了人心之向背，而所谓的“得道者”，即是能行王道与仁政者，因此“仁者无敌”，如果能施仁政於人民，则“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梁惠王上》）这也就是说，如果能行仁政得民心的话，手持木棍也可以打败秦国和楚国的坚甲利兵。而我们知道，就军事实力来说，当时秦国和楚国是最为强大的。
2. 仁义——社会关系的基础和社会秩序的保证 在孟子看来，“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梁惠王上》）也就是说，若能以仁义规范人们的行为，则自然不会有犯上作乱的事发生，从而能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反之，如果把社会关系建立在利害关系之上，只会导致“上下交征利”，这是社会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所在：“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梁惠王上》）
3.人民期盼仁政 孟子对当时社会之黑暗有颇多之揭露，他曾经批评梁惠王“杀人以政”，又称“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梁惠王上》） （1）一方面连年不断的兼并战争使得生民涂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离娄上》） （2）另一方面，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使民不堪，所谓“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因此，孟子沉痛地指出，“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公孙丑上》） 所以，孟子认为，在这一生民最为不堪的时代里，最有必要实施仁政，也最适合于实施仁政，人民如久旱之苗渴望甘霖一样期盼有一个仁政的乐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梁惠王上》）也就是说，人民归向仁政之乐土，就像水往下流一样，是任何人都挡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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