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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张曙光:仁学——时代意义与理论转换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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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论,我认为,仁学在今天的创新其实有两种方式。
  其一,如果我们把仁学首先理解为一种具有哲学意蕴的"人学",那么,无论从"人"这一概念上说,还是就现代人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及其可能的前途而言,都应当着眼于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从"人"本身所包含的自我意识、自我命名中,开显出人作为"类"的"平等"、作为"个体"的独立"自由",和作为"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公正";并从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和人与自身的三重关系出发,立足于"个体"、"共同体"、"人类"和"自然生态"这一新的四方域,重新理解现代人类的命运和使命。这就不止是要沿袭儒家的思想逻辑,借助中国其他各家的思想资源,而且要尽可能地吸取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资源,进行仁学的建构。但由此建构出来的新"仁学",其实与儒家传统的仁学,已不属于同一学统或派别,而是现代全新的创构了。
  其二,我们仍然可以把儒家仁学首先理解为一种具有哲学含义的特殊的人学或价值观,在"仁"上做文章,但这种文章的做法,不能单纯地沿袭那种"亲亲为大"、"由亲而爱"的情感性逻辑,那样无非是重走一遍前人的理路,无助于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不能有效地解决现代人的问题。我们国内在很长一段时间出现的道德问题,显然与我们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或"陌生人社会"分不开,在熟人社会产生的情感型道德,一旦进入利益主导和显性规则支配的市场和城市,人们就会发现,这种道德似乎找不到它的对象了,也达不到原来不断地"再生产"出人们之间"直接依赖"关系的效果了,尤其是在带着"阶级斗争"的创伤投向市场的人们那里,早就布满伤痕的传统道德更容易流失。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要传承和创新儒学,就必须修正过去单纯的情感性思路,尤其要扭转只是从"孝悌"出发讲亲情和仁爱的逻辑。为此,我们必须要弄清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孔子等儒家讲"仁"何以首先要求于子女和弟妹,而不是父母和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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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有不同的解答。从过往的历史看,从来就是长对幼、上对下的引领和管理,这里面的确有一种合理性和传统的合法性,但这种传统合法性在春秋战国却遭到破坏和反对,因而,要重建传统的秩序,长对幼、上对下固然要示爱心、施仁德、讲礼义,但是幼对长、下对上更应当恢复过去的"敬畏"。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孔子也不仅说"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还强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是一种很现实的解答。但这种解答无疑肯定了上下、长幼之间的不平等、不对等,这样,仁学当然容易走向"父爱"的威权主义。
  还有一种解答,则是着眼于人道的培育和文明的推进,它或许更能体现出孔子从人的自省理解"仁"的深刻用意。每个人都生于父母,蒙受着父母的关爱,兄长的照护。如果说父母对子女的关爱、兄长对弟妹的照护,既出于天性也出于责任,那么,子女对父母的孝、弟妹对兄长的爱,则需要自己从父母和兄长对自己的养育和照顾中去发现、去省思,并体现为有意识的孝悌行为。从父母对自己的关爱中学习和反省,是人性最原初的产生之道。"孝"也并非儿女对父母简单的"回报",孔子曾针对时人把孝理解为对父母的赡养,批评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看重的是儿女对父母的尊敬、恭敬这一须发自人内心的尊重和感恩之情,这种情感摒弃了那种"漫不经心"因而也"不知轻重"的轻佻浮浪,意味着青年一代不仅懂得了长辈们生活的艰辛,对他们的劳作和养育心存感激,而且通过这种感情的产生和培养,获得了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如朱熹解释"敬"时所说变得"整齐严肃",这样才能从长者那里接过生活的担子,恰切地对待一切的人和事,并教育好自己的后代,族群由此才能绵延不息,兴旺发达。所以孔子还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爱"也好,"敬"也好,重要的在于一个"思"字,思是"由心"而思,更是"用心"而思,思前想后,反求诸己,推己及人,居仁由义,这样,人们才能走出自在的状态,超脱一己私欲甚至一家之利害,成为担当天下兴亡之重大使命的仁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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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两种解答,都是对孔子由"孝悌"开显"仁"的正解。但相对而言,后一种解释的意义更为根本并富有远见。但即使如此,在今天发展仁学也不能照搬孔老夫子,因为我们今天大量的交往对象,不再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很多时候甚至不是熟人,而是半熟人或陌生人,今天我们不仅要继续彰显人们的同情心、爱心,还要肯定每个人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让国民都成为享有平等和自由权利的现代公民。人性是多维的、生活丰富的,爱与被爱对人来说都非常重要,但人生也并非只有爱和道德的维度,求真、求美、求异,并为此而竞长争高、争奇斗艳,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明乎此,我认为,建立新的仁学的关键在于对传统仁学同时作出批判性和建设性理解,为此还是要在"仁"这一仁学的核心理念上做文章。从人的自我意识自我反省的哲学高度来看,"仁"无疑是一个意蕴丰富的开放性概念,我们对仁的阐释除了保留传统"亲亲""尊尊"的亲情理路和"由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使之在私人领域继续发挥作用,维护家庭的"伦理权力",更应当充分彰显"仁者人也"思想旨趣,一方面,从仁之"从人从二"即任何两个人的"相与""相遇",将其理解为人与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理解为人们之间友好的交往与互动,这样才能在保持传统所强调的爱之情感、善待他人的同时,开显出人们各自的独立和相互间的平等,捍卫现代人理应拥有的"社会权利";另一方面,彰显"仁"的形上根基,即人的仁民爱物体现的是"天地生物生人"之"大德",以此将仁爱与平等,统一为具有新的时代意义的"全民之爱"和"社会正义",乃至"人类之爱"和"全球正义"。例如谭嗣同的《仁学》,以仁为天地万物之源,强调世上众生平等、万有融通;他以以太解释仁的普遍性,认为佛高于孔,未必确当,但他融汇佛学和墨家于儒学之中的仁学的中心内容,大体上仍可视为对孔子仁学旨趣的传承、扩展和创新。
  我们知道,《礼记·礼运》篇曾谓:"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后来演化为"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的命题,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而深远。本来,礼记说的是高明的圣人的所思所为,但由于这句话既反映了宗法社会的某种特点,又表达了一种包容与和谐的价值理念,在反对君主专制的儒者那里,它也成了一种美好的乃至终极性的关怀。但是,这种以血亲家庭和宗法社会为其原型的理想,由于突出了和合而忽视了分化、强调了整体却否定了个体、高扬民族团结而无视个人自由,也就必定在产生诸如不可激化社会的矛盾和对立、维护家国统一、增强民族认同感等正面意义的同时,客观上起到掩饰社会的等级对立和压迫,压制不同的声音和学派,对世人的个性、思想和行为造成严重桎梏的负面作用。在许多人特别是统治者那里,甚至形成"不是一家人,就是异端甚至敌人"的意识,产生唯我正统、唯我独尊、非正即邪、党同伐异等二元对立和一元主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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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西方这个"他者"闯入中国,民族的认同感得到转换和增强,但同时也在民族内部形成了新的"我""他"的二分和对立,如许倬云先生所说:"无数中国人为了'中国',矢志靡它;也使中国执政者,有要求人民牺牲的合法性。巨大的'我者',遂可以将许多归入异类的个人清除改造,不让'五四'取诸西方的'主义',有孕育的机会,以防范那些'他者'余烬,有再燃的机会。"由于西方是非我族类的"他者",凡认可或介绍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的思想观念的,就都是"我"族的"异类",都是"其心可诛"的他者。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的今天,仍有必要重温这个惨痛的教训。务必认识到,一味地强调天下一家和中国一人,就国内而言,不利于社会的合理分化,不利于公民自由权利的落实和公民社会建设;就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而言,也容易导致以中国人的家庭或朋友情感,以整体主义意识理解国际关系和交往规则,无助于甚至妨碍我们学会尊重那些暂时不理解的文明,在世界这个大"竞技场"和国际"俱乐部"中与他人和平共处。--它让我们想到的,往往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那句著名的政治口号。只有学会理解和尊重陌生的"他者",我们才能将民族之爱扩展为人类之爱,将国内公正与全球的公正统一起来,用一个普世的价值准则替代传统的双重标准。--所以,"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的理念,远不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开放并更符合人性,也更适应今天的时代要求和发展趋势。
  总之,无论就"仁"的原义以及孔子以"仁"启示、提升人的自省、自觉和自立的大旨而言,还是着眼于人的自我意识及其"类属性"、"共同体性"和"个体性",我们都应当批判性地重思传统仁学的思路和学理问题,给予必要的修正和大大地拓展。当然,任何思想理论都不可能是万能的,不能包打天下即解决一切问题,所以,中国学者建构的新仁学,也必须与西方的自由学说特别是自由主义传统展开积极的对话,使之与自己构成良性的互动和互补的关系。如此,传统仁学的"创造性转换",才不至于停留在一个抽象的原则上,而一定会开出美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本文写出后曾传李景林教授和干春松教授审阅,并交换意见。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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