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在《三国演义》中是“义”的化身，如果说结义前的关羽还有些江湖豪侠之气的话，那么在“桃园结义”之后，关羽的“就变为纯粹的“忠君之义”了。关羽之于刘备的关系就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君臣也。”关羽行事皆以“义”为准则，下邳兵败降曹，他与曹操立以“三约”：一保节操，辨君臣之分，“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严男女之义，三明兄弟之义“但知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这种有条件的投降，既保了性命，又存了忠义。对于曹操的封候送金等多种厚待之恩，关羽斩颜良、诛文丑，为曹操立下奇功作为回报，而当他得知刘备的行踪时，过五关斩六将，断然回到刘备身边，其对刘备的忠肝义胆由此可见。后来关羽失荆州，为东吴所害，刘备决意伐吴，替关羽报仇。赵云曾谏曰：“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刘备答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不顾赵云、诸葛亮等的劝阻，终于招致彝陵大败。桃园结义这种同生共死，以死相报的义薄云天的情感，成为千古经典为世代传唱。
忠义思想无疑是宋江性格的核心。他平生只好结交江湖好汉，一贯地扶危济困，救人之急，有“及时雨”之称。宋江身上的“义”，体现了封建时代人民群众向往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互相扶助的一种道德追求。宋江最大的一次义举是私放了劫取生辰纲的晁盖等人。虽然他出于“义”救了他们，但从内心里又觉得他们犯下了弥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可见，“义”和“忠”又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思想。当这两种思想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时，就难免要作出抉择。顾及了对晁盖的义，就不可能顾及对封建王朝的忠。杀阎婆惜后，宋江为了逃避朝廷的惩处，不得不亡命江湖，四处流浪。因宋江在江湖上义名远扬，他在各路英雄好汉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所以在流亡过程中，他的周围又凝聚了众多好汉，成为他日后执政梁山的资本。然而宋江为了壮大义军的实力，其手段却显然有背于忠义之道。比如秦明无反心，他却设计诱导他造反，致使秦明家小数人被杀。这种骨子里对封建王朝的“忠”与行动上的不忠矛盾地纠缠在一起，使他的一心想报效朝庭理想追求与造反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刺配江州以后，宋江原想洗心革面，再作良民，但事于愿违，终被逼上梁山。招安之后，他为统治者破大辽、平方腊，以证明他对朝庭的忠心，可惜宋徽宗和他的亲信大臣从未相信过宋江！可以看出“忠”和“义”是极端对立的两种思想。一方面，宋江对皇帝特别“忠”，始终没起过反抗皇帝的念头，所以他把自己的一切造反行为都归结为忠君爱国，为国除奸；另一方面，他对梁山兄弟又特别义。忠义思想实质上变成了绝对的忠君思想，而“义”又不可避免地成为束缚梁山好汉的一种精神枷锁，梁山兄弟均反对招安，可是唯独不反对自始至终主张招安的宋江，并对他表现出盲目的绝对的顺从。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这两部作品，通过许多人物与情节，表现了忠与义的矛盾以及人物在面临这个矛盾时的痛苦选择。忠与义的矛盾主要体现为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显然《三国演义》中义是大于忠的，而《水浒传》中，忠却占据绝对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