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仁”产生于人的良好情感之中,人若对于父母兄弟有“情”,便会行孝悌之道,若是对邻里乡亲及社会成员有“情”,便会以仁义的态度对待社会成员,这便是说“为仁”完全取决于自己而非“由人”,明确肯定了道德行为和道德实践的主体性原则,即所谓“为人由己,而由人哉?”(《颜渊》)
孔子在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哲学中提出了践行“仁”的道德修养方法,具体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脚踏实地的实践性,包括要求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的实践要求,而具体做法包括“求之于己”、“笃信好学”、“躬行实践”三者,(1)孔子十分看重人自身的主体性意义,他认为“求仁”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要求,不可假手于人,推动力应该是自己对于道德修养的追求,实践对象也应局限在自己的社会行为而非他人,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以道德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合乎“仁道”。坚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和“内省不疚”,严于律己的同时宽于待人,扪心自问无愧于他人就无忧无惧了;(2)孔子毕生追求知识,孜孜不倦的钻研真理,但又并不为了知识而知识,他认为知识的获取理应伴随道德的沉淀和德行的提高,“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他批评了脱离道德修养的盲目追求学问的行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认为古时的学者治学是为了成全自己,而当今的学者只是为了追求名利、向他人卖弄学问而学,孔子的求学之道始终是坚持学问和处事结合,将知识同步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为人处世,坚持“为己而学”,“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躬身实践,亲身体验。(3)行“仁”的关键在于“躬行实践”,当事人必须身体力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书上得来的道理,容易理解但太过抽象,难以按照“仁道”的要求付诸实践,孔子对于言行合一的要求极度重视,主张“先其言而后从之”(《为政》),人不能夸夸其谈,必须躬身实践而后谈其事,做不到的事切勿夸口,对于心口不一、言行相悖的人,孔子厌恶的将其归为“伪君子”的行列,认为其“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如同当代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孔子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身体力行者是判断道德修养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