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是中国历史上激烈变革的重要阶段，西周盛行的礼乐制度传承至此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出现了「礼坏乐崩°」的趋势，天子、诸侯、大夫、陪臣关系的变动，打破了观念上由礼制所形成的对名分的执持，旧有的礼制所具有的约束功能不断丧失。在这样的状况下，传统礼的价值与作用被重新思考，赋予了新的认知。「礼」本来是禁忌所衍生的宗教观念，到周公时制礼作乐，宗法制、封建制以及「亲亲」、「尊尊」皆承载于「礼」中。春秋晚期「礼」、「仪」之分的彰显，使得诸如外交场合应对的揖让周旋之礼被归之为「仪」，而能够治国安民之用的一套程式规范则被归之为「礼」。《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昭公°五年，鲁昭公拜会晋平公，「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平公认为昭公知礼，而大夫女叔齐却认为昭公只能算懂得仪，而非真正的知礼，礼是守国、行政、得民的根本原则。从中可以看到，随着礼与仪的分离，礼所蕴含的政治功能被重新强调，作为治理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突出了其作为政治秩序核心原则的作用。在这样的基础上，孔子通过对周礼的损益和发挥，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礼治思想和主张。在孔子思想中，作为「仪」的礼，必须符合它的应有之意。因此，在繁简难易上，孔子强调的是对于「礼」之精神的呈现要高于任何仪式性的内容，贵在对礼之精神的践行，而非繁文缚节的刻板坚持。他通过对「仁」与「礼」的相互阐发，为「文」注入新「质」，用一种道德精神唤起人们对于礼的伦理自觉，使礼长久地成为个人立身的准则，来实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要求，使文质达到新的统一，即我们熟知的「以仁释礼°」。因此，"修身"就成为孔子思想的重要起点，由内向外，由知到行，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中，重构了「礼」的精神生命，使得「礼」之仪轨和意义相配，达到了「文质彬彬°」之态。
这些使「君子」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也使孔子的礼治思想在「礼坏乐崩」的春秋纷争中，重现了「礼」的意义与地位。自此之后，儒学之进步与发展，时刻与对「礼」的损益相伴，并不断地将「礼」之精神生命彰显出来，绵延着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千年的「礼」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