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智慧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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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周易》本身是部哲学著作，但其本身也蕴含着深刻的实用理性思维，《周易》产生于人类认识的早期，在那时候，人们的思维方式从总体上看还是原始思维，它不太注重逻辑，而是注重类比、联想、和感悟，换句话说就是习惯在神秘力量之中去寻找事物的原因，将原因寄托在所谓的“神”上面，在将人和神进行统一，因此人们也是不注重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注重事物中看似充满神秘色彩的元素，因此人们也无法深刻地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本质。因此，《周易》的形式也就是以“象”的形式来把握“意”的内容。即使将《周易》看作占卜之书，也是基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将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进行理论上升，进而用于指导实践。这也就意味着《周易》本身并不是单纯追求形而上学而脱离生活的产物，它离不开为人们生活服务的本质。

《周易》在表达形式上体现在将世界万物化繁为简，用阴阳对立统一来说明事物变化的规律，有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但同时，《周易》用占卜的方式表达对人对事的情感态度，始终围绕着“个人怎样生存”，“社会与人的关系”，《周易》借助六十四卦所构成的系统模型，“以天道观人道，以天道证人道”。这里有一个不仅《周易》并且中国古代思想都默认的一个前提，即“天人合一”，这不仅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整体性宇宙架构模式，更是一个天地人相统一的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周易》的关注点也是人，天地人三才之道重在突出人道，虽然人类无法突破天地的界限，但人们去顺应天道，是为了最大限度利用自然，从而成就自己的功业。因此中国古代的思想，虽然会出现形而上学，但是归根结底是要扎根在现实世界，观念世界始终要为现实世界负责。

《周易》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也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
周易用—和--两种简单的符号，既联系具象又超越具象，形成一种抽象的形象，建立了阴阳矛盾的对立统一，由太极两仪四象到八卦和六十四卦，均围绕阴阳矛盾的对立观念展开，就阴阳的关系来看，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阴阳相合，阴阳相磨，阴阳相争，阴阳相和。这些情况分别代表事物整体的和谐随着矛盾运动逐步转向不和谐，再由于不和谐向着和谐发展，最后再重归和谐，因此事物永恒发展，阴阳对立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但是这种辩证思维依旧由于当时的局限性，而具有一些问题，例如《周易》本身的辩证思维依旧又神学色彩，它缺少系统性，缺乏推理，都是零碎的、象征性的。占卜本身也具有一定迷信色彩，有宗教色彩，且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在发挥着作用。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思想一直都是在围绕“天人之学”而展开的，按照冯友兰先生的分类，“天”的意义打字有五种，“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道德之天”，天人关系就是围绕这几种天的意义，来探究人在天地之中的地位和关系，而对待这些问题的不同态度，也产生了天人合一、天地相争、天人相分的不同观点。而这其中，天人合一思想是长期占主要地位并起主导作用。天人合一的主要内容有：人是大自然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人要和自然宇宙和睦相处；尽管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但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特存在，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要把握自然的客观规律，积极进取，利用规律为人类发展服务；在发展的同时保持节制，进行可持续发展；在自然中体会自然，实现自我提升，完善自我；最后达到与自然融为一体，正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人的内在超越问题是每个时代都共存的问题，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对当下生命状态和经验世界不满时就会做出突破限制的努力，这种超越是人追求价值意义的路径，中国的思想家与文人墨客都具备这种精神，《周易》当作中六卦就是天地人的化身，五六两爻代表天，三四两爻代表人，初、二两爻代表地，天地人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天地人三者结合在一起，人的地位被提高，人可与神通，天与人合一。当人通过个体的心性修养与道德实践贯通天道与人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时，天道就在人道之中，此时天道既在万物，又在人伦日用之中，人通过把握自己完善的本性而把握对象世界的本性，在扩充、推广这种本性中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人通过内在的人格世界的不断拓展而提高生命境界，这就是“内在超越”

相对于西方哲学“关注成就人的生命活动价值，完成人性的生存使命”不同，中国哲学更关注的是“开发生命的内在价值”，因此中国哲学并没有过度关注认知从而走上逻辑思辨之路，而是发挥“重义理性”的体悟认识之路，通过阴阳两爻的符号系统，并由此而此的《周易》的对象语言必须通过卦辞和爻辞的解说才能被人们所理解。以象为中介，领会对象之底蕴的思维方式，就必须以身“体”之了，从而形成了中国哲学身心交感的“体悟”认识方式。《周易》虽然研究三才之道，但其最终目的不少要求人们研究自然，而是把重点落到人的道德修养上，是通过观自然之象感悟人生修养之道。当人们通过自然语言的阐释时，明白了符号背后的含义，便可得象而忘言，因此中国人的“知”是体验之知，感同身受，与形身融合在一起。

阴阳是《周易》中最基础的概念，那么《周易》为何会选择阴阳作为这样一对对立概念呢，郭沫若先生认为“阴阳”来源于对男女生殖器的崇拜，还有说法认为是阴阳代表有无阳光照射的两种地方，这也十分合理，中国是传统农业国，人们充分认识到农作物生长与阳光的密切关系，基于对地势的向阳与背阴的认识，就产生了“阴阳”，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它是先民对日月轮转，昼夜交替，寒来暑往，阴晴变幻等对立现象的朴素直观的认识，也是古人辩证法概念的初步体现。无论是构成《周易》的基本要素的阴阳符号，还是阴阳重叠而成的四象，还有进一步重叠变成的八卦和进一步演变的六十四别卦，都是对客观存在的物象的概括和反映。在对阴阳概念的把握和改造之中，《周易》最大的贡献就是突破了阴阳的原始意义而使之向哲学范畴过度。

中国古代太极阴阳哲学体现始自《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使讲宇宙万物的规律和本质。《周易》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秉受天地的阴阳二气生成的，所以万物都具有阴阳对立统一的共性和阴阳辩证法的共同规律，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就叫作“道”，道作为规律，是从具体对象中单凭感觉看不到的，所以《系词传》又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反过来讲，具有形体的东西本身不能称作“道”，只能称作“器”，所以“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是客观的本体规律与客观的具体事物的关系，“道”存于“器”中，本体规律不能脱离于具体事物而存在，同样也没有不受规律支配的具体事物。道与器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形成对立统一关系。

“三才之道”是《周易》思想的核心，而统领“三才之道”的恰好是“太极”，《周易》的宇宙论体系围绕着“太极”这一概念展开，“太极”是中国哲学中非常有特色的基本范畴，陈碧说过太极是“中国古人从至简而衍生至繁，至微而推到至显，透过形而下的现实生活对世界起源做形而上之智慧思考的哲学发源和文明象征”。“太”由“至”的意思，大字多了一点，代表比大还要过之，“极”就是极限的意思，“太极”就是至于极限，甚至比极限还要多一点。太极出自《系词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吉凶生大业。可以看出太极到八卦的过程就是一个从单一到多元、从简单到复杂的分化过程。《周易》在这里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整体性宇宙架构模式和宇宙生成的符号系统和天地人相互统一的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有形的东西来自于无形，所以无极而太极，太极这个实体是健运不息的，动则生阳，静则生阴，一动一静，运转无穷，万物按此规律生生不已，故变化无穷。

“道”与“器”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和概念，第一次把“道”“器”作为哲学范畴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的就是《周易》，“形而上在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事物在成型之前的状态就是“道”，而成型之后的状态就是“器”，道可以指乾坤和阴阳变易的法则，法则是无形的，器是指有形之物，称为形而下。周易里面关于“道器”的范畴涵几个方面，首先是“道”作为天地之始，“器”因“道”而生，而生生之道中蕴含着做人做事的道理。还有作为规律法则之“道”和相应之“器”，道在器中，为天地、阴阳交换，运行的法则与规律。最后是作为伦理道德的“道器”，重视“仁”强调“德”，要求人们“进德修业”。总的来说，“道”已经成为内在与天地人三才之中的规律和法则。

“体用”范畴同样发端于《周易》，关于体用，在解释上有几种用途，首先是“体”表示根本含义，主导意义，“用”则表现为第二义或从属义，这种用法因人而异，突出为主次之分。或者是“体”为结构或性能，“用”为功用。最重要也是最接近与中国哲学范畴的是，“体”表不易之本体，“用”即分殊之现象，这种内涵接近于“道体”之含义。这些多重含义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实体及其作用、功能的关系；另一个是本质和现象的关系。老子《道德经》中就多次提到“体用”关系，“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说的就是道的体用问题。

三才范畴也首次见于《易传》，在《周易》中以天地人三者错综复杂的关系为基础，理解天地之间一切事物的“三才”贯穿于中华民族的人伦日用之中。古人常以三者并列作为探索世界的规律，“三才”的来源主要为：把六爻的位序两两排列而体现出的三级层级，“三才”思想渗透于《周易》六十四卦的每一卦结构中，对于三才在《周易》的重要性，在历史上得到了多次阐述。董仲舒认为“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也就是说，“王”字的三横是天地人的象征，贯穿中心的一竖代表沟通天地人三者的能力。这也正是《周易》内容博大精深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因为他涵盖了天地人三才，涵摄了天地人之道。而《周易》的特点也正是将形而上和形而下结合起来，将天道与人道统一起来。

《周易》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看还属于原始思维，它对生活中出现的较为罕见和神奇的事物和现象及其先后顺序给予极大关注，并成为实现因果联想的根本基础。因而，《周易》认识世界的根本方式是“类化的意象”，“象思维”是周易思维的根本。关于意象可以说，“意象思维”来源于《周易》，“象思维”是《周易》思维的根本。意和象作为一对范畴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既然书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那就用象来统摄二者，既比言深，亦比意显。

《周易》中的象是对天地自然的模仿，我们都知道《易经》本身是通过卦象与卦辞来进行占卜，卦象来自八卦的组合，卦辞是对不同卦象的解释，阳爻与阴爻的形成，是根源于古人对自然万物的直接观察、象征广泛的对立的事物与现象。复杂的卦象就是由阴阳两爻进行多种不同的组合，本质上就是一种图画图像，但这种简单的“象”，却能象征天地万物，而易经留给人们能学习的，直观上也只有卦象与卦辞，也就是王弼所说的“言”与“象”，但是“意”体现在哪里，或者说“意”应该从何而来，因为这才是易经真正的用处与深意。
那么《周易》是如何运用“象”的，如何达到以“象”生“意”的，由于易经的内容就是象与辞，而辞又是解象之用，故可以理解为，理解易，辞同样重要，要在辞和象两方面入手，象之复杂，仅仅以二爻之变化便可生出八卦，进而衍生64卦。象之简易，无非二爻之变易，象之复杂，则变化无穷，卦辞之用，解象也，如何解象，即用自然和人事等世间万物之现象解象，虽然《易》的表层结构是“卦象”加“卦辞”加“爻辞”，但其深层结构则是“天道——卦象——卦辞”，也就是“意——象——言”的模式，在此种模式的影响下，中国的哲学家们“对哲学问题，尤其是在谈形而上学的时候，不是使用概念语言，而是运用一种‘意象语言’”（刘鹤丹，《易经》是否属于原始思维，《周易》研究2007年第2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老子的《道德经》，全文只几千字，却无处不含大道之理，还有《庄子》，其更善于将“道”通过充满想象力的具象来表达出来，这就是以“象”作为中介载体，借助载体来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