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庸》的“诚” [复制链接]

按文献学的观点，最早将“诚”作为一个概念范畴去阐述的当属《孟子》。但整部《孟子》中“诚”作为范畴出现者也仅此一段：“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乎上有道，不信于朋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这一段被《中庸》全文收录，仅略有小异。在《孟子》此段话之后，《中庸》多出了一句：“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句话很明显是对前一句“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的解释。而且此段若下接第二十一章“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证明《中庸》与孟子，其文义相当一贯。

再谈《荀子》与《中庸》之诚的关系。《荀子》言“诚”却已在多方面与天道相关联，首先是以实有和规律性理解天道。《荀子》说：“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致其诚者也”。此“诚”既是实有也是天地四时之常即其规律性。此一意义上的天道在《天论》中反复申说，即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种意义上的诚是孟子所不曾言及的，但《中庸》之“诚”显然有此一层意义。所谓为物不二即是常，即是诚。还有“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不息”与“有常”在意义上是相通的即便不是完全相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庸》讲天地生成万物的观念，是《荀子》的重要主题，这在《天论篇》中则有集中的体现。《荀子·天论》中提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而《中庸》说：“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两者意思可作对比。

在回溯到文本比较的时候，我们可以总结出，在儒学的系统中，孟子开启了《中庸》论“诚”的源头，以善为性中本有之义讲诚。《荀子》发展了诚是天道的思想，从多方面开拓了“诚”作为天道的意义。诚则能化的主题相对于《孟子》而言得到了开展，并且将诚作为天地生万物的根据。荀子首先以规律性理解诚和天道，这也为《中庸》所采纳。最有意义的是，荀子以他积极的人生观开拓了人能参赞天地之化育的思想。所有这些观念都为《中庸》所吸收。《中庸》对“诚”的论述明显有多种主题，而且表达也不统一，但似乎是一种有意识的统摄。通过这种统摄，它显示出一个统一的主题，即通过诚而尽己之性，以至尽物之性，便能参赞天地之化育，从而达致天、地、人的和谐发展。

我接下来讲讲《中庸》里“诚”的含义。首先，“诚”是天道，是“天之体”和“天之用”的统一。《中庸》明确提出：“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所谓“不贰”‚即始终如一，这是“诚”的特点。“天之道”即诚者，是生成万物的本体，一以贯之于万物的生长与衰亡的全过程，具有生物的功能与作用。所谓“不测”，是说“诚”之生物具有变化莫测的特点。《易传》讲阴阳不测之谓神，“不测”超出了人的认知范围，故称之为神。《中庸》进一步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诚”自成与“道”自道，说明“诚”与“道”都具有内在的动力资源，不假外因、外力便能够自成、自道。

其次，从境界论的层次上，我们可以说，“诚”是人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是沟通天人、连接物我的桥梁。《中庸》探讨天道之“诚”，其目的就是为人伦、物理找到本体论上的依据，使人道合于天道。所谓“诚之者”，就是诚于自己，诚于自己的人性，自求“诚”以合于天道，这就是“人之道”。这是一个“择善而固执之”的过程。《中庸》认为‚“诚”与“明”相对而言‚“诚”是人的本然善性，“明”是人的理性自觉。所以有“自诚明”和“自明诚”的说法：“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自诚明”是“率性之为道”的过程。一个人先天具有道德良知，启发此一本然的道德良知，使其显示出来。成为自觉的道德良知，这一过程就是“自诚明”。

我认为，“自明诚”也是“修道之为教”的过程。一个人从学习、修养入手，慢慢开启、发展、提升自身内在的道德良知，就是“自明诚”。“自诚明”与“自明诚”似乎方向相反，但是，这二者同时又是统一的，并且互为因果的，即“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自诚明”能够做到道德良知的本然状态与明觉状态的统一。使道德良知真正成为人的不言而喻、不言自明的天性。无为善之念。一言一行尽是善，此即“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的境界。“自明诚”是在道德理性的指导下勤勉向善。即“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明”是对善的执著追求，是所谓的“修道”。人的道德良知不应该到人身以外去寻求，只能“反求诸己”，并通过人自身的修养来达到。

在我看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中庸》里该如何安放“诚”。在这种意义上，“诚”是作为枢纽存在的。它把天道和人道贯通起来。《中庸》说：“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这才是“诚”的本质所在。《中庸》认为“诚”既是“天下之达道”，也是“天下之达德”，更是二者的统一。“达道”与“达德”统一的“诚”是“至诚”。《中庸》指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按照《中庸》的逻辑，“天下至诚”，乃是将上天赋予人的善性，发挥到极致，诚于中而形于外。唯有尽此“天命之为性”，才能充分地“尽人之性”；能够充分地“尽人之性”，才能充分地“尽物之性”；能够充分地“尽物之性”，才能达到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

最后一点，我认为需要指出的是，“诚”还有为道德修养的途径和功夫。《中庸》认为，无论是天道之“诚”，人道之“诚”，还是“与天地参”的天人合一境界的“诚”，都必须通过具体的修养途径才能实现，都要经历一番修养的功夫才能达到。《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而已也，所在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在《中庸》看来，要想成人成物，必须先要成己，使自身才德俱全。这需要从自己修养上下功夫。成己是仁，成物是知。仁智合一，成就内圣，“时措之宜”，方能成就外王。换言之，仁智合一‚必发为外用，造福于社会，于是，时机的选择与措施的适宜就显得特别重要，不如此，外王不奏功。

既然“诚”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无时不在，无处不存，人们只要时时保持敬畏、谨慎之心，就能真正实现“诚”。所以《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也就是说，一
个人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情感，应当随时随地藏于心，不能须臾丢开；在闲居独处而无他人觉察时，更应该警惕谨慎，使自己的一言一行符合道德的规范。因为，再隐蔽的东西也没有不被发现的，再细微的事物也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所以君子要“慎其独”，在兹念兹，守住自己的内心之诚和一念之善。正如《尚书·大禹谟》中指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守住自己的一念之诚与一念之善，是有如悬崖边之危，也是精微之微，更是持中与守一。

我认为，“慎其独”作为一种修养方法，同样也要借助于理性进行自我反省，所以《中庸》又说：“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所谓“内省”，意思为内心的自我省察。君子独居的时候，反躬自省，无愧于心，不会内疚，这是因为，君子在没有他人的时候，常存敬信之心，谨守道德之规。可见，《中庸》的“内省”，是以一种外在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作为自我省察的标准。而“慎独”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则要依靠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内心信念来支配自己的行动，这既是一种修养方法，又是一种道德境界。总之“慎独”和“内省”的功夫，都是注重严格自律，强调道德行为的自觉性。

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庸》“慎独”和“内省”的道德是什么？《中庸》说：“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所谓“达道”，根据郑康成注：“达者，常行，百王所不变也。”孔颖达疏：“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皆是人间常行道理，事得开通，故云达道也。”《论语·颜渊》篇记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就是君要尽其为君之道，臣要尽其为臣之道。父父、子子，亦然。五“达道”就是要五种人伦关系各尽其道，使处于社群关系中的每一个人能在天然的伦序中臻于一片和谐之境，故为人世间常行不变的道理。这与《中庸》前文所讲的“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意义相贯通。《中庸》指出：“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

同样，我也注意到，在五“达道”之后，《中庸》还提出了三“达德”：“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所谓“达德”，就是通行于天下古今的美德。这里的“一”，如前所述，是“诚”的意思。所以，“达德”的实行也最终落实在“诚”上。《中庸》又说：“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仁者出于仁心，能心安理得地行道而无所企求；智者虽然不及仁者自然行道的气象，但也能为求利避害而行道；勇者能勉励自强而行道。三者的境界虽然不同，但坚持下去最后都会取得成功，都会达到“诚”的境界。《中庸》进而指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最后，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由《中庸》引出的“礼”的概念。由三“达德”、五“达道”以及由此推演出来的具有文化形式的礼，把儒家伦理道德中的仁义、知勇、孝悌、忠信、恭敬、礼让等等一系列范畴都基本包括在内了。而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又是同政治观密切相关的，政治原则也就是伦理道德准则在政治上的运用。如《中庸》所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与《大学》所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以说是如出一辙。《中庸》认为，治国之道在于实行“九经”：“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总而言之，“诚”乃是《中庸》的灵魂概念，思想贯穿于《中庸》的全部章节，可以说，《中庸》从一个内在情感丰富的诚字入手，赋予它作为最高本体意义的新的内涵，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理论路径，这既将诚确立为一个最高存在，也保证了作为内在情感的诚的真实意义。但是，更加可贵的是，《中庸》“诚”，道思想的内涵是一个多维结构的体系，这个体系的灵魂诚道思想的本体性内涵，是奠基性的根本，属于诚道思想内涵中的体的部分。即诚的思想中强调的是诚的宇宙的本体与人性本体的合一，走的是天人合一的路径，采取的是天道与人道二元的思维，但是，更关注其对于人性本体的人道价值。即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也是伦理价值意义上的人道，是人应该具有的，一种当然之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