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作为《庄子》的首篇，通过一系列的寓言故事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奇幻的世界。如鲲化为鹏，鹏起飞时水击三千里，乘旋风直上九万里，而小泽里“抢榆枋”的蜩与学鸠却不以为然，对之嗤之以鼻。作者为何要将它们放在一起加以描述，其真实的用意又是什么呢？庄子认为“逍遥”是人的理想境界。为了达到这一境界，首先必须“无待”，即摆脱与外事外物的依赖关系，而进入“无待”的境界。而这又必须依靠“无己”的状态来实现，即以内在的精神力量超越外在条件，达到“离形去智”，以实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
（一）“逍遥”词源的本意考证
“逍遥”是庄子独特的哲学用语，是指一种精神超越“此在”的自由境界。“逍遥”一词，早在《诗经》中就出现过，一是“逍遥”有“翱翔”的意思，如《诗经·羔裘》“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岂不尔思？劳心忉忉。羔裘翱翔，狐裘在堂。岂不尔思？我心忧伤。”朱熹在《诗集传》中注为:“翱翔，犹逍遥也”。《诗经 郑风·清人》“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驷介镳镳。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这里的“翱翔”与“逍遥”，是互文见义的。二是“逍遥”是一种“安闲自得”的状态，有“自得”的意思。如《逍遥游》“仿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成玄英的疏为：“彷徨，纵任之名；逍遥，自得之称；亦是异言一致，互其文耳。不材之木，枝叶茂盛，婆娑荫映，蔽日来风，故行李经过，徘徊憩息，徙倚顾步，寝卧其下。亦犹庄子之言，无为虚淡，可以逍遥适性，荫庇苍生也”。三是“逍遥”有“自由自在往来徘徊”的意思，如《礼记·檀弓》：“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楚辞·离骚》：“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描摹的都是一种闲适的自由状态。
（二）“逍遥”思想的历史诠释
对于“逍遥”的阐释，历史上的解读存在很大分歧，归纳一下大致有四类不同的理解和诠释。
第一类解读，认为“逍遥”是“适性说”。认为“逍遥”说的是天下事物无论小大，只要能够各适其性分，就是逍遥自得。最早为“逍遥”作解的西晋时期玄学家郭象在《庄子注》中表达了此种观点：“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在此郭象认为，安于性分即是逍遥。不管事物在各个方面有何不同，只要能够满足那个事物自己的性分要求，那个事物就是无往而不逍遥的。按照题解的这一思路，郭象进而对《逍遥游》全文展开了诠释。“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小鸟一飞半朝，抢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则有间矣，其于适性一也”，“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馀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在郭象看来，鹏与小鸟确有能力差异，但他们都是率性而动，都满足了自己性分的要求，顺其自然而行，便都是一样逍遥的，因此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也无羡于大鹏，就其足性逍遥来说，它们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第二类解读，认为“逍遥”是“大境说”。认为“逍遥”是一种“大”的境界，“小的境界”不知“大的境界”，“小境”经常因为自以为是而嘲笑“大境”。清代林云铭在《庄子因·逍遥游》开头就有“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总点出‘大’，‘大’字是一篇之纲”。提出了以“大”为逍遥游的观点。并称赞大鹏说：“盖其任意逍遥，一去一息，动经半年，则其为大年可知。三千里言其远，九万里言其高，六月息言其久，见其一大则无不大之意……故鹏之徙，水击三千里，风搏九万里，一去动经六月，自然无碍”。林云铭在全篇的结尾处总结说：“然欲此中游行自在，必先有一段海阔天空之见，始不为心所拘，不为世所累，居心应世无乎不宜矣。是惟大者，方能游也。通篇以‘大’字作眼，借鹏为喻，意以鹏之图南，其为程远矣，必资以九万里之风而迟以六月之息，盖以鹏本大，非培风不能举，况南冥又非一蹴可至者”。在林云铭看来，“大鹏”代表的是不为心所拘，不为世所累的“大境”形象，而“蜩，小蝉、鸴鸠，学飞之小鸠也。笑人则是此辈，若鹏必不轻易笑人。”庄子塑造这一形象，不外就是欲以“大鹏”来引发人们进入逍遥徜徉的自在之境。由物及人，“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者”是莫不自以为至，此乃“人中之最小者”；宋荣子“重内而轻外，自知有真荣真辱”，但不能自树立于世外，亦未大也；列子御风而行“超出于内外之分，荣辱之境，能自树立于世外矣”，但必待风而御之，非大之至也。林云铭认为，前者无异于“蜩、鸠”之辈，是人中之最小者；宋荣子胜过前者，但以未树且未大，故不逍遥；列子又胜过宋荣子，但必待风而行，非大之至，未能达到大鹏逍遥游之境。林云铭在阐释“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时表达了自己理想的逍遥游“此是极大身份，极高境界，极远程途，极久阅历，用不得一毫帮衬，原无所待而成，此逍遥游本旨也”。清代的宣颖、刘凤苞对于逍遥游的认识与林云铭持相近观点，宣颖在《南华经解·逍遥游》中阐发鹏飞南冥一节时说：“看此一节，大鹏之所以横绝南北，直具如此源委。夫脱鬐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乘长风而薄霄汉，扩云雾而煽太清，斯其超忽，岂复恒境也哉！以上大鹏之逍遥游”。清代刘凤苞在《南华雪心编》中也表达了以“大”为逍遥游的思想。他在《逍遥游》篇总论中说：“起手特揭出一‘大’字，乃是通篇眼目。大则能化，鲲化为鹏，引起至人、神人、圣人，皆具大知本领，变化无穷，至大瓠、大树，几于大而无用，而能以无用为有用，游行自适，又安往而不见逍遥哉！”。当代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刘纪纲先生主编的《中国美学史》谈到大鹏之美时说：“《庄子》全书中，充满着对无限之美的赞颂。那被庄子极为生动地描绘出来的其背‘不知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之美……是庄子所赞颂的‘大美’。”认为庄子借“大鹏”的形象表达了他的“大美”思想。
第三类解读，认为“逍遥”是“化境说”。南宋末年庐陵人罗勉道所著《南华真经循本》开篇解释“鲲化而为鸟”之“化”字时指出：“篇首言鲲化而为鹏，则能高飞远徙。引喻下文，人化而为圣、为神、为至，则能逍遥游。初出一‘化’字，乍读未觉其有意，细看始知此字不闲。”罗勉道认为“化”字不闲。特别是在论述：“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罗勉道在论述“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时，说“此一等是小见之徒，与蜩、鸠、斥鴳何异！”而对于“宋荣子、列子”则说：“前一等人是以小笑大，宋荣子却笑前一等人，是以大笑小。……此一等人，虽不汲汲于世，犹未能卓然自立也。……列子固胜宋荣子矣，然犹有所待。此一等人，犹未尽化。”由此可见这三种人，一种高过一种，但后者“犹未尽化”，好像只能达到一种略高于蜩、鸠、斥鴳而又不及大鹏的逍遥游境界。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像大鹏那样达到优等的逍遥游境界呢？那就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状态才是“化”的最高境界。
第四类解读，认为“逍遥”是“无待说”。“有所待”都是不自由的，惟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达到物我同一、逍遥世外的理想境界。东晋僧人支道林不同意把“逍遥”解释为“适性说”，反对郭象在《庄子注》中表达的：“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的观点，也反对向秀、郭象认为的“鹏与鴳”“不失其所待”而“各任其性”就是“逍遥”的认识。支道林反驳说：“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支道林认为“逍遥”是精神“玄感不为”，应变无穷，只有无待的至人才能做到。如果这个世界人人都按照自己的性情任意而为，那么“桀跖以残害为性”，他人又如何逍遥呢？《世说新语·文学》：“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这里支道林大胆地提出了“适性”是有条件的，支道林《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鷃。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鷃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使得“逍遥”跳出了“适性说”的窠臼。王安石之子王雱在《南华真经新传·逍遥游》中说：“夫道，无方也，无物也。寂然冥运而无形气之累，惟至人体之而无我，无我则无心，无心则不物于物，而放于自得之场，而游乎混茫之庭，其所以为逍遥也。至于鲲、鹏，潜则在于北，飞则徙于南，上以九万，息以六月，蜩、鸴则飞不过榆枋，而不至则控于地，皆有方有物也。有方有物则造化之所制，阴阳之所拘，不免形器之累，岂得谓之逍遥乎！郭象谓：‘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任，逍遥一也。’是知物之外守，而未为知庄子之言逍遥之趣也。”王雱对郭象的“足性逍遥说”也予以了坚决的否定，认为这只是“知物之外守，而未为知庄子之言逍遥之趣也。”在他看来，只有至人能够与之冥合，所以无我、无心而不物于物，从而达到了逍遥游的境界。而鲲、鹏潜则必有赖于北冥，飞则必迁徙于南冥，高升必凭九万里之上，休息必待六个月之后；蜩、鸴之飞，远则不过榆枋，时或不至，落于地而已，此皆为造化所制，阴阳所拘，非所以为“逍遥”也。
（三）“逍遥”是超越“此在”的自由象征
尽管各家的解释，都有据可依，也都阐释了缘由，但仅仅通过《庄子·逍遥游》一篇来阐释《庄子》蕴涵的“逍遥”本意，显然存在一定的偏颇。《庄子》比较明确提到“逍遥”有以下五处：
（1）“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2）“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芒然仿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
（3）“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
（4）扁子曰：“子独不闻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胆，遗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事之业，是谓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今汝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躯，具而九窍，无中道夭于聋盲跛蹇而比于人数，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
（5）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异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
《庄子》通篇中都试图以泯灭自我的方式，回避苦难，以抱守大道的精神，完成自己对于逍遥的诠释与自由的实现。从以上“逍遥”的出处和《庄子》通篇表达的思想来看，“逍遥”一词的出现，往往都是要说明和摒弃“现实之累、现实之忧、现实之困、现实之苦”。而且多次把“逍遥”与“无为”连用，《庄子·天道》里明确提出“逍遥，无为也”。可见“逍遥”的前提是“忘其身体、遗其耳目、摒弃名利”的一种放松身心的状态，必须通过“无为”和“遗忘”之后才可以进入“逍遥”的境界。王先谦认为：“言逍遥乎物外，任天而游无穷也”。逍遥乎物外，就是要超越于物外，而“无为”和“遗忘”都是超越“此在”和“此身”的一种境界和状态。所以说“逍遥”是“自由”的最高境界，庄子认为：安于“此在”是“自由”，超越“此在”是“逍遥”。“逍遥”是“自由”的最高境界是《逍遥游》里最为核心的主旨思想。
（四）《逍遥游》里“自由”的两个层次与境界。
林云铭认为：“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者”是莫不自以为至，此乃“人中之最小者”，无异于“蜩、鸠”之辈。宋荣子“重内而轻外，自知有真荣真辱”，宋荣子胜过前者，但不能自树立于世外，亦未大也。列子御风而行“超出于内外之分，荣辱之境，能自树立于世外矣”，列子又胜过宋荣子，但必待风而行，非大之至。林云铭在阐释“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时表达了自己理想的逍遥游“此是极大身份，极高境界，极远程途，极久阅历，用不得一毫帮衬，原无所待而成，此逍遥游本旨也”。这里林云铭把其分为四个层次，但前三个层次都是“有待的”，也就必须借助和依靠，才可以实现。而最后的“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个层次是“无所待的”，也就是什么都不借助和依靠，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杨国荣先生认为“走向逍遥是一个涉及不同境界的过程，这里需要辨析两种观点，一种看法以为，庄子肯定任何一种存在物都可以完全地达到他所理解的逍遥之境，郭象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此观点；另一种看法认为世间的存在之物与逍遥之境完全无缘，这是另一个极端”。这里杨国荣先生提到了“逍遥”的两个层次与境界。一种是“适性”的“有待”的自由，一种是绝对“无待”的自由。其实按照庄子的本意，他也只分出两个层次，一种是“有待”的自由：“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一种是绝对“无待”的自由：“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那么如何从“有待”自由进入到“无待”自由呢？庄子给我们提供了“鲲鹏”的意象，就是在展示从“有待”自由进入到“无待”自由的过程。
其实，庄子在《逍遥游》里暗示出“自由”的两个层次。一个是“蜩、学鸠、斥鴳”的状态，是一种“安于此在”的自由，它是一种“安于现状，享受自得其乐”的人生象征。二是“鲲鹏”的状态，是一种“超越此在”的自由，它是一种“超越自我，进入绝对自由”的人生象征。我们来看庄子《逍遥游》中自己的叙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这里庄子“众人匹之，不亦悲乎！”的一句慨叹与诘问，说出了庄子本人潜在的思想意识，“众人”比之“彭祖”，“彭祖”比之“冥灵者”和“大椿者”都是可悲的，同时“蜩、学鸠、斥鴳”比之“鲲鹏”也是可悲的。在庄子看来这些都是不明智的，也是无法实现的。只有不比，才会自得其乐。
下面我们看看《逍遥游》里“惠子与庄子”的两次对话，面对同样一个对象，两人则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这也充分暗示了惠子与庄子截然不同的人生取向。惠子追求的是“安于此在”的“自由”，庄子追求的是“超越此在”的“逍遥”。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庄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惠子面对“五石之瓠”，是“忧其瓠落无所容”，感觉无所可用。庄子面对“五石之瓠”，是“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惠子面对“臃肿而不中绳墨的大树”，是“患其无用”，庄子面对“臃肿而不中绳墨的大树”，是“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
由此可见，惠子是按照常规思考问题，用习惯性的定式思维去考量对象，显然是“安于此在”的境界。庄子则是跳出常规思考问题，用创新性的发散思维去考量对象，显然是“超越此在”的境界。所以庄子认为安于“此在”可以获得的是“自由”，但还达不到“逍遥”。只有可以超越“此在”，才可以实现“逍遥”。“逍遥”不是谁都可以达到的，惠子是“自由”的，庄子是“逍遥”的。只有超越此身此在的“鲲鹏”才是真正的“逍遥”。可见，安于此在是“自由”，超越此在是“逍遥”，“逍遥”是“自由”最高境界的象征，这才是“逍遥”在《逍遥游》里表达的真正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