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的发展，“道德、伦理和礼仪”在自然与不自然的对立统一中形成。人类的“道德、伦理和礼仪”的深层的原因是人类生存、生活与进步的需要，是人类的需要与世界发展情况的对立统一。人类“道德、伦理和礼仪”的程度是历史、现实以及人类所需要的未来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道德、伦理和礼仪”的程度与人类的文明程度也是相一致的，也与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相一致。人类的生产及经济的能力对人类的文明程度具有重大的人类内因方面（或人为方面）的决定作用，但人类文化对生产及经济的人类内因方面（或人为方面）的反作用力也越来越大。随着人类理性的增强，人类对“道德、伦理和礼仪”的人为干涉性和干涉能力也越来越大，随着人类理性的深入，人类的“道德、伦理和礼仪”也越来越符合人类的进步利益，也越来越能够处于自然与人为的相对和谐的对立统一之中。
在人类还未成为人类的时候，只有一些动物的本能。在自然的选择过程中，随着古猿对世界认识的深入和实践的发展，古猿有意识地而非本能地制造出了劳动的工具，这样，古猿意识的能动性就具有了质的飞跃，古猿进化成了早期猿人，人类出现了。
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中，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随着其生产力与文化对立统一的程度不同，各有其不同的所有制及管理形式，各有其不同的社会道德、伦理、礼仪、风俗及习惯。
在原始社会中，生产力的水平相当低下，人们只能依赖集体的劳动、依赖集体的力量，来抵抗世界所给予的压迫而获得生存，这样，对群居的需要及“统一的意志”等成为人类普遍的与适于生存的社会性心理。原始社会又常被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其基本的组织形式为原始群落、母系姓族公社[1]、父系氏族部落与部落联盟，尽管也有群落、姓族、氏族或联盟的首领，但他们的一般社会道德是资源的公有、集体性的劳动与统一性的分工及分配，因为，不如此，他们难以维持其集体的规模及实力，也就难以保障其各自的需要、私利及生存。原始社会的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是没有婚姻关系的，其“内部盛行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2]，这种“毫无限制”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对性交对象的选择，我估计那时的性交也应该是不能妨碍集体生产的，这可能是那时性交的一个很容易被自觉遵守的性道德，因为，集体生产对于人类的重要性通常要大于性交。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人们在生产中也出现了最初的按照年龄的分工。在早期智人阶段，基本上按照年龄来划分的“辈行婚”就出现了，所谓的“辈行婚”，其实，就是年龄比较接近的人们之间进行自由选择的性交关系。随着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原始群落壮大了，出现了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姓族公社，即母系姓族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生产能力的增强，人类的规模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相邻的姓族已越来越多，相邻姓族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已越来越频繁，姓族外的婚姻体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好处。有哪些好处呢？一则人们渐渐认识到姓族外的通婚可以提高姓族人口的质量；二则姓族外的通婚可以减少本姓族内因性关系而带来的矛盾、纠纷；三则姓族外的通婚可以促进姓族间的联合与共同发展，以能更好地战胜不利于本姓族的许多因素。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母系姓族的繁荣，姓族的人口也越来越多，而姓族相对独立的生产和生活的单位反而越来越小，财产的小集体化现象和婚姻的相对固定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由于在原始社会初期，人口的繁衍、教育与组织，是相当重要的，再加上姓族的集体生活以及母子关系比较容易确认等原因，母系自然就成为了血缘族群的纽带、组织者和管理者，母系姓族自然形成。而由于男子孕育后代所需的精力和时间相对较少，故男子的野外捕食工作、生产工作就相对较多，这从而开发了男子的运动、力量、气魄、胆略和智力等方面的能力，这使得男子逐渐在生产力及人类的发展中处于比女子更加有利的地位，随着男子在姓族中地位的上升，对偶婚姻的中心也逐渐地由女子转移向男子；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单位的缩小，姓族公社的私有化程度也就提高了；随着男子相对于女子的维护生存能力的地位的上升，姓族财产的私有化也逐渐在围绕着男子之间展开，女子逐渐成为了男子的依附，而男子也需要通过对女人的占有才能确定谁是自己的后代，这样以男子为婚姻中心的氏族就出现了，父系氏族逐渐形成。可见，人的需求也是在依据着实际情况的发展而逐渐展开，过于超前实际情况、过于落后实际情况等脱离实际情况的需求都难以展开及实现或有效实现或长期实现，并容易至于被抛弃的程度，而适当超前于实际情况展开及实现需求则能形成领导实际的局面，适当于实际情况展开及实现需求则形成一般的局面，适当落后于实际情况展开及实现需求则形成落后于实际的局面。随着氏族生产及扩张能力的增加，氏族兼并及联盟也越来越大。人类的发展和积累，必然带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原始社会中后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私有化的发展具有了可能，并逐步具有了一些现实的发展。于是，在氏族及氏族联盟内部，私有化的道德就在相对稳定的人类生存环境及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就在父系氏族阶段，逐步开始打破了原始的共产主义道德，并且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小集体、甚至个人能够具有较为相对独立的生产能力，因此，这时新生的私有和纷争势力等，也正在小心翼翼地、迅速地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促进力量。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更加提高，原始社会的私有化程度已越来越高，而且，这种私有化之心已在越来越影响着整个原始社会的人们，包括他们的各级首领，于是，原始社会内外部逐步充满了对财产和资源的纷争。私有之心使得人们消极于大集体事务、积极于小集体及自我事务，于是，社会生产的组织就越来越需要借助于充满私有性质的压迫与专制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资源的消耗导致使邻近资源减少，私有之心也使得各氏族在面对自然界的时候，氏族之间的斗争就越来越多于联合了。私有之心又使得人们斤斤计较于点滴的小事而纠纷不断，很难再宽容地以较为公正的心来一致应付自然界。私有之心也使得各级首领私心膨胀，而私有的社会形势又使他们也只有以私有化的方法来维持社会的组织与制度，而也唯有实行恰当的私有化才能平衡各实力派势力的发展势头，从而督促和激励社会的生产等进步。整个氏族的私有化之心使氏族之间的斗争日趋频繁和激烈，于是，氏族与氏族之间的掠夺与战争就开始了。为了抑制对方的私心就开始了压迫、镇压和杀戮等，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就开始了分离、对抗、掠夺和暴力等。于是乎，私有化而引起的互相的倾轧、结盟和掠夺就逐步地促使原始社会崩溃瓦解了，“私有”成为了一种和“公有”并行的社会心理与道德。可为什么“公有”的社会心理和道德还能够存在呢？那只是因为人类的发展彼此间还需要对社会性发展的依靠、还需要社会性的结盟。
中国的部落联盟时期相当发达，大约是在夏启建立夏朝以前，那时伏羲、炎帝、黄帝时期的文明已很辉煌，且至今对世界仍有积极的影响，而炎帝、黄帝时期的活动范围已基本上遍及了黄河流域，大禹治水的规模也已经相当庞大。
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私有化的产物——“国家”，就在对内的专制与对外的斗争和兼并中逐步诞生了。“私有化”的横空出世——严重地打击了原始的“公有化”，这从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人的思想表达中也还能够看到这种痕迹，这使得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破产以后的第一个私有化社会就是极端私有化的奴隶社会，当然，这种社会的建立是与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同步的。这尽管是人类面对自然界的能力的一大进步，是人类智力等能力上的一个整体性的飞跃时期，这相对于人类打磨出第一个石器的时代是第二次飞跃了，但这次的飞跃是不能说它没有充满了人类自相残杀的血腥味的，人类的巨大的阶级分化从此出现。以奴隶制度为主要社会制度的社会，可称为“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里，一切属于强者、属于拥有统治权的强者、属于强者的个人与集体，这就是奴隶社会的最主要的道德、伦理与礼仪。
奴隶社会通过私有化的、残酷的阶级制度，来实现着极端私有化下的组织化和社会化。那时，也因此而创建了许多不朽的工程及人类文明，例如：埃及的金字塔、中国夏商周时期的分封制和哲学、古希腊的哲学、印度的哲学、古罗马的大型竞技场和公共交通，等等。人类的奴隶社会时期是整个人类进步发展的重要时期，它虽然漫长了一些，例如中国的奴隶社会至少长达约两千年，但它和原始社会的长达两三百万年的发展史相比还是短了很多的。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奴隶们的直接物质生产劳动使得他们成为了社会物质生产的重要人为因素，而且，奴隶们也逐步地发现自己的劳动成果除了养活自己以外已经可以有很多的剩余，于是，同样也是在自私及私有之心下（也有一定的公有之心，私有及公有是对立统一的），奴隶们开始不安心于自己相对于奴隶主的悬殊地位，开始了越来越激烈的斗争与反抗，整个社会又开始动荡了起来。阶级的矛盾也推动了社会上层统治者的分化，顺乎于社会进步发展趋势的就会取得胜利（这一点很重要噢！所有社会性的胜利都是如此），尤其是社会的新兴力量中更容易分化出社会发展的领导者并相对容易取得社会发展的领导权，而那些相对更直接掌握着社会物质生产的人们相对更好地把握着社会进步的脉搏及更多的社会物质和精神性的力量。当顺乎社会形势的发展，率先采用先进的封建生产关系而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人们——取得了在社会发展中的强势时，一些奴隶制国家的封建经济革命获得了成功，例如中国战国初期的“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等的革命；面对封建生产关系的生存优势，一些奴隶制国家的自身改革或变法也获得了成功，例如中国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和秦国的商鞅等的变法，这种变法，总体来看，是更广泛的人性平等及自由化（如逐步变奴隶为农民、鼓励平民通过立战功成为贵族等）、及更广泛的私有化（鼓励土地私有化及开荒等、让无土地的人拥有土地等）及更广泛的国有化（所有的私有化、富民化等变法都是为了国家的富有及强大）等，这是基本符合当时社会大多数人的发展愿望的，明智的统治者带头变法的目的是调动国民的积极性，富国强兵；他们的变法当然也是内外因素推动的结果，包括内部奴隶们的斗争与越来越激烈的反抗，包括内部生产力的低下，包括内部各种资源的困境，包括外部国家的武力威胁，等；他们变法的支持与领导者，则是当时在内、外矛盾的压迫下的相对“开明”国王。而一些顽固坚持奴隶制的国家、那些镇压奴隶们的反抗比较成功的奴隶制的国家，内部逐渐地失去了活力而腐朽与衰败了，在看似偶然的或轻轻的外力之下就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了，例如：曾经庞大的古罗马帝国，却被他们称呼为野蛮人的北方日耳曼人等少数民族所灭亡；而那些即使采取了一些新生的、进步的封建生产关系及制度的国家，也由于相比较的原因或由于其它方面的重要原因，而被比他们更为先进的国家所吞并或灭亡。可见，积极地感知、分辨与善用有利的因素及大势所趋，是人及集体生存的需要。
可以看出，尤其是在历史的革命时期到来的时候，那些能够认清历史的革命形势，并进行恰当、积极、高效与合理发展的国家或民族就会获得新生，否则就会灭亡。谁认识得清楚、谁变革得恰当，谁就会在这场革命中获胜。在这种情况下，历史遗留下来的以及当时面临的问题越多、越复杂、越难以解决的人、集体、民族、国家或社会，所背负的包袱也越重，也就会越失利，或越不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思广益解决问题的人、集体、民族、国家或社会就会越失利，或前进效率越低的人、集体、民族、国家或社会就会越失利，而在各种矛盾中，能够相对在主体上采取积极进取态度并措施得当的人、集体、民族、国家或社会就会越有利，例如：中国的战国时期，秦国相对于其它六国的文化基础较差，但他们反而知道励精图治、虚心纳才、唯强而变，反而成就了更先进的文化，故终灭六国，统一中国；还例如：游牧的日耳曼人的文化基础较差，但他们反而知道顺应逃散的奴隶们的自由需求，在一些主要的方面形成了相对的先进，使奴隶主们无法组织起对他们的反击，故终灭西罗马帝国；还例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殖民地人民原本并没有宗主国（英国）的政治经验多、统治力量强，但他们接受并开拓了更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及政治，组织起来，最终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逐步变得比原宗主国更为强大。可见，社会发展潮流的力量不是人的意志可随随便便转移的；可见，真理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可见，一切反动派在拥有真理（先进文化及政治等）的革命派面前都是纸老虎；可见，一切都是应季的花朵，唯有能够应季者长存；这就是革命时代的重要道德、伦理与礼仪。
“封建”的概念可衍生出“封建政治”、“封建生产”、“封建经济”“封建制度”等概念。“封建”有一种从上至下的、集权的“分封而建”的本意。封建集权的程度会随着具体封建形态的不同而各不相同。社会的“封建制度”一般要包括社会的政治、生产及经济等方面，就是社会在生产、经济及政治上由不同程度的集权统治者层层分封治理的方法及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及一定范围内给被分封者以一定的自由及利益，在生产及经济上，采取按照一定的比例直接抽取被分封者（含底层的劳动者）的利益（含底层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的生产组织形式。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沿袭部落联盟时期的方法，对国家实行部落及小国家的联盟，这就不可避免地在政治上采取了分封而治的措施，而在生产及经济上又只能采取奴隶制的措施，因此，这样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单纯从政治管理的角度可称之为封建社会，但从经济的角度只能称之为奴隶社会，而从经济的角度及综合地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及划分，一般仍以称之为“奴隶社会”较好；而在中国的秦以后，虽然在政治上逐步采取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但其本质上仍然是皇帝或各级统治者可以更自由地任命被封者的分封制，但其在生产及经济的整体上却逐步普及了分封制，即通过各级进贡、抽税、抽租等方法让被封者及人民使用土地进行社会产品生产，因此，这样在生产、经济及政治等方面都实行封建的社会制度可称之为“封建社会制度”。故此，当社会以“封建制度”为主要的制度时，就形成“封建社会”。这样的封建社会，虽然也是私有性和公有性的对立统一，但它对劳动者剥削和压迫的程度要低于奴隶社会，从而有利于缓解当时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有利于提高当时的社会生产效率。但这种上整体性的剥削及压迫程度的降低，也是当时社会的生产能力、资源程度、国家环境、社会情况、自然环境等内外因素的具体情况的变化对社会的作用所导致的！决不是、也不可以是某些人无根据的随意行为所能做好的！这样的封建社会的私有化程度仍然很高，其主要物质性生产资源是人、土地、粮食种子和牲畜等；该社会的分配也是按照其成员的统治权力、军事能力、经济能力、文化能力、技术能力等实力的大小来进行，及与这些实力之间的关系情况等来进行，在其社会成员的实力、地位和关系等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各成员可以按照相对的平等原则进行所占资源的交换。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包括繁衍人类的婚姻都在向着统治者倾斜，为社会的各级统治者所相应多占；其实，所有的社会都是这样，只是在将来更合理的社会中——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同时具有统治者及被统治者、或社会管理者及被管理者的双重身份时，会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及利用更加合理。在封建社会里，家庭是最小的社会经济单位，在这样的男子主导经济的社会里，妇女基本上成为附庸。这就是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和礼仪的实质。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封建社会的劳动者的产品在上交给统治者及自身消费以外还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剩余，而同时，人们在解决衣食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需求，于是，经济发展到这个时期，只要没有其它的足够的阻力，商品就开始繁荣起来了。当然，还会有一些原因促进某些局部社会商品及贸易的发展，那就是其社会某些所需产品或物品的不足（比如封建时代的西欧），于是该局部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就需要去其它有自己需要的产品或物品的地方设法交易或谋取自己所需的东西，但这总是需要谋求交易者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能有谋求交易者所需要的产品或物品，并且，这些产品或物品在谋求交易者所要交易的社会得是富余的，即得是该社会除了自身需求之外能够有所富余的，否则，便不会有商品经济而只会有抢劫，因为，任何人及社会一般都不会交易或出卖自己尚短缺的产品及物品，除非被强迫。总之，随着生产商品的企业的增加，及贸易需要的增加，及贸易的增加，及政治、军事的顺达，商品经济也更加繁荣起来了，而顺应商品经济昌盛及衰落的发展趋势，也就是顺应人想活得更好、更进步的趋势，也就是逐步顺应着人本能的正确指向，也就是顺应着人合理自由的趋势。于是，顺应商品经济发展趋势，并由此带动起社会生产、科技、经济、文化、政治、制度、军事等各方面进步发展的国家，就强盛起来了。于是，也由于国家间竞争的关系，商品经济就开始在人类社会中流行开来，采取各种方式参与商品经济的获得利益的人们，也就逐步挤进或成为了社会的统治阶级。在商品经济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凭借着各种手段、资源、关系与先机先得等设法获取更大的利益，占有了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人们常把这种凭借的东西称为“资本”，最初这些资本常以生产资料的形式体现在生产的经营及分配中，并进行按资分配，这样，渐渐地，从资本的角度进行生产，并随着生产的大发展以及其对社会影响力的日渐加重，就发展到了以资本为根据及核心的社会生产及资源分配，就发展到了以资本的增值为核心进行生产，就发展到了以资本增值为根据及核心的经济及社会制度，并形成了相应的生产及社会关系及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就形成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的“道德、伦理及礼仪”。社会的一切，主要以“资本”的增值为核心，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社会运行特点。
因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逐步占有了生产资料，从而占有了整个社会资源的主导性的分配权，这正是无产阶级为了生活需要而不得不接受资产阶级的低工资及侮辱的原因，当然，其更深层的原因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整体的发展状态；而无产阶级为了生活，则只有贱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贱卖自己——成为资产阶级的有一定生活自由的奴隶，无产阶级除了维持自己的基本的或必要的生活及繁衍条件给资产阶级做工以外，除了得到资产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及经济危机等不得不进行的一些做秀以外，一无所有！在这样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下，社会成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在这样社会环境中存在与改善、反抗与妥协、服从与抗争、欣喜与悲哀、适应与不适应、积极与消极、改善与不改善、平静与愤怒、斗争与合作、认识与实践、革命与非革命乃至反革命乃至再革命、……，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其伦理、礼仪及风俗习惯也正是建立在这种道德之上；其中，既有历史的影响，也有现实对历史的扭转及纠正，也是现实对惯性的一个不断作用及纠正的过程。
培养好、维护好——人的本性的指向自由的进步发展，让这种进步发展逐步地具有现实的、而不仅是虚幻的环境，这是人及人的集体及人类社会的进步的内在动因。
随着人类内外部诸矛盾无数次斗争与合作的推动，随着社会整体发展状况的逐步进步，随着人类对“资本”的认识和实践的进步发展，及至现在，精神和文化性的资本，都已可以体现在生产经营的核算当中了；而在不久的将来，劳动将会随着资本主义的竞争、发展、环境所迫[3]及进步，也不得不逐步被作为资本，体现在社会的生产、经营、分配及制度当中的，从而使无产阶级也能通过这种方法逐步分得对生产资料的应有的那部分所有权，从而使无产阶级逐步拥有对社会政治发展及资源分配的相应的发言权及控制权，从而会强有力地推动社会进入稳固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