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关于“信”的思想起源甚早,于商周时比较系统。《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后被儒家奉为经典之一。《诗经・板》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诂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犹之未远,是用大谏。”之所以大谏,就在于上帝反复无常,百姓劳苦;讲话不合理,政策重眼前利益;不遵圣道自放纵,不讲诚信。又《诗经・下武》有“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
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就是说,不要违天意,使王多诚信;使王多诚信,百信为
典型。君王对上天诚信,即“与国人交,止于信”。①
这反
映了当时以“信”作为评价国人交往关系的准则,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规范的原则。至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均强调“信”,“信”的思想因此而相应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