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 [复制链接]

作为“新瓶装旧酒”的理论体系与文化形式，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隐含了两重意涵——现代学术与民族传统。就学科而言，“中国哲学”是模仿西方体系建构的，直接对应西方的哲学学科，所遵循的是西式的学术标准和研究方法，深受近代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影响。作为研究科目，它的价值立场是中立的，追求所谓“客观性”，不偏不倚，不带个人信仰之色彩，甚至不涉及到现实的人生。但是，从研究的内容来讲，它的材料主要是儒、释、道经典，很难与西方的体系对应，在价值观上，也强烈地表现出了所谓“民族性”的特征。近些年来，“中国哲学”的身份性被反复质询，原因就是研究范式的过分西化及其依傍性，人们越来越不满意于这过分“冰冷”的研究，而强调“同情的理解”，试图将中国人的生命世界和生活实践植入到相关的理论当中。这样，“国学”的出场，似乎可以补偿原有的中国哲学研究之缺憾，强化民族文化的特征，这就部分地形成了国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对峙局面。注重中国思想之民族特色，就会批评纯哲学的方式；而坚持中国哲学之现代性，就会强调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要求。

但国学研究并不能代替中国哲学研究，这是目前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从历史来讲，传统学术也是不断更新与变化的，思想与文化的进步靠的是突破与创造，而不是泥古与守旧。像宋儒之于汉儒，就是在经学革新的基础上，继承吸收以往的思想材料，加以创造发挥，建构或丰富了儒家的道体论、心本论，从而拓展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空间。如果没有宋儒创造性的哲学诠释工作，我们很难想象中国思想的调适与发展，而儒、释、道的兼容并包与有序和谐之精神统一体的形成也是不可能的。就现实而言，中西文化的深度融合已是不争的事实，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从形而下的器物世界到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哪里没有西方的影子？任何剥离的想象都只能是事倍功半甚或徒劳无功的。重要的是寻找各自的位置、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交互为用，并行不悖，形成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合力。退一步来讲，国学也不是要回到传统形态，从理念到方法，国学都不可能完全去除现代化的印记。而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也在慢慢地发生着典范的转移，更多地融入了传统的特点，与所谓“国学”的距离越来越近。

国学研究促进了中国哲学范式的转变，也为中国哲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打开了新的空间，提供了理论学术与社会生活相联系的中介，同时也把更多的思想资源纳入到了学者们探讨的话题当中。国学的兴起是和价值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以儒释道之经典为载体，废弃经典等于斩断了根脉，造成近代以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漂浮感。从学科分类来看，中国传统学术所承载的价值功能在现代学术中一定程度上为哲学所替代，因而要连接上传统的脉络，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就不能不认真地对待国学的价值指向。由此，国学义理的诠释比之文献整理的工作，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讲可能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