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传统美德
在中国，必须进行双重启蒙：一是理性启蒙，其主题是科学与民主；一是德性启蒙，其主题是仁爱与和谐。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就开启了德性启蒙，同时，理性启蒙也开始萌发。由于专制主义的发展及政治腐败，至晚清时，德性启蒙与理性启蒙同时陷入困境。新文化运动是片面的运动，只注重理性启蒙，而不重视德性启蒙，甚至主张抛弃文化经典，给德性启蒙以重创。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及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均是将孔孟思想作为理性启蒙的基础，而新文化运动在倡导理性启蒙之时，错误地将儒家思想树立为理性启蒙的对立面。
中华传统美德存在于何处？以文字的形态存在于中华经典中，以个案的形态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的具体的人身上。个案只能反映出中华传统美德的某个具体方面，而不能反映中华传统美德的全貌。中华经典是历代圣贤人物、志士仁人通过自己的生命实践而产生的智慧，通过精美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是“立德”与“立言”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诵读经典，不让经典所承载的道德理念先进入我们的头脑之中，当我们面对具体的道德人物个案之时，就会感到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甚至以嘲笑的口吻面对这些道德人物。如果在一个人的幼年时代，在心灵纯净之时，不首先让中华经典进入，而是让世俗偏见、狡诈之心、邪恶之念首先进入他的心灵之中，则先入为主，先进入的消极观念占据他的心灵空间，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再开展中华经典教育，他就会对中华经典产生排斥和歪曲的作用。
儒家认为，人有善良的本性，但如果不加以培养，人的善良本性就会泯灭，就等同于禽兽，孟曰：“人之异禽兽者几希。” 孔子也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3）儒家之学乃“为己之学”和“成己之学”，经典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修身养性，却如朱子所揭示的：“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礼禄而已也。”（4）孔子道德教育的基本方法是情景教学法和示范法。孔子并不是空谈义理，而是在一定的现实生活场景中，让学生置身于其中，需要作出道德判断时，孔子加以点拨，让学生通过具体的事与物去领悟大道，在人生的生命实践中提升道德品质。孔子是最伟大的道德榜样，同时又通过《论语》与六经“立言”，言行相应，能产生最佳的教化效果。
在当前的道德教育中，存在着几种不良倾向：一是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是必要的，但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政治教育搞好了，人就一定会有良好的品行，“政治挂帅”的德育模式在实践中是不成功的。二是脱离经典的生活教育，即在不展开经典教育的前提下，在生活中寻找道德的例子，通过生活中的细节来领悟道德。实践证明，这种教育方式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现在的社会极其复杂化、多样化，大量的丑恶的现象存在着，如果让人们学会了在生活中学习如何做人，恐怕许多人更容易接受现实生活中的世俗观念、消极思想。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很容易影响到每一个人。三是单纯强调对某些道德榜样的模仿，让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没有将道德教育放在优良的传统文化中展开，人们很难形成对道德榜样的真正认同和理解。四是强调道德知识的灌输，不重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良知的培养。因为教育的成绩，只能通过分数来表达，许多教育者就将道德简化为道德知识，然后又将道德知识切割成考试的要点。真正的人品道德的提高，无法以量化的形态表达出来，所以许多教育者对于道德品格的提高漠不关心。许多所谓的专家，不知其道德水平如何，也从来不认真学习经典，而凭借自己的所谓专业知识，编写出来的教育孩子的教材，显得空泛、无力、含糊、浮浅，甚至可笑。存在以上道德教育的不良倾向，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排斥中华经典教育。而改变上述不良倾向，唯一的出路就是强化中华经典教育。中华经典教育，完全改变道德教育的知识化、教条化、形式主义、脱离身心、假大空、对象化等弊端，而是采取熏陶、浸润、身教言教、知行合一等方式进行。当前，中国已有一批中小学推行中华经典教育，实践的效果非常显著，许多孩子在诵读经典之后，思想与行为朝着善的方向改变。已有大量的事实表明，在学习经典之前，自私、任性、粗野、浪费等现象在学生中比较普遍，自从接受经典教育之后，许多学生懂得节俭、礼貌、谦让、团结、尊重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