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或宗教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在中国文化中，哲学与宗教相比，哲学更占有主导的地位（戴震《原善》卷上云“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经书以及子、史、集中讲“天人之道”的“大训”即是中国传统的哲学）。因此，中国哲学的特点更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取向，与中华民族精神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老子与儒家持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所谓“大道废，有仁义”（十八章），“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但从老子主张“绝仁弃义（竹简本作‘绝伪弃诈’），民复孝慈”（十九章）等等看，这又透露出老子与儒家有着某种相同的价值取向，即其所批判的只是仁、义、礼的虚伪和强制，是儒家道德在君主制下发生的一些“异化”现象，而其主张“忠信”之厚、“孝慈”之实则是与儒家相同的。老子虽然说“天地不仁”、“圣人不仁”（五章），但又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七十九章），“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这说明老子所主张的“自然”在本质上仍是向善的，老子所推崇的“圣人”仍是以民为本的。荀子曾批评“老子有见于诎（屈），无见于信（伸）”（《荀子·天论》），但老子的“贵柔”“大直若屈”“进道若退”与儒家所推崇的刚健有为、积极进取实亦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这两者正是中国文化的“一阴一阳”、“刚柔相济”，亦即《易传》所说的“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1.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合一。除了佛教哲学讲本体之实与现象之幻的“自然之两分”外，中国哲学的本根论“讲本根与事物的区别，不在于实幻之不同，而在于本末、原流、根支之不同。万有众象同属实在，不惟本根为实而已”[13]。这里的“本末、原流、根支”的关系，实就是把本体论与宇宙论结合起来。若无“本体论”的意涵，则“本根”不足以成为“人事”的根据；若只讲“本体论”而没有“宇宙论”之生生的意涵，则“万有众象”即非实在，而“人事”亦为幻，又何必“明”之？正因此，除了佛教哲学外，中国哲学的各家各派对本体论与宇宙论或有侧重（如汉代哲学主要讲宇宙论，而魏晋玄学主要讲本体论），但并无把本体论与宇宙论截然二分者[14]。正是因为把本体论与宇宙论结合起来，中国哲学的“推天道以明人事”才有意义。如《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其前提即肯定了天与人的实在性（“诚者，真实无妄”），人道之“诚之”就是要在这个实在的世界中努力做到道德的真诚，所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是把本体论与宇宙论结合起来。《易传·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如果说“太极”是本体，那么“两仪”或“天地”就是本体所“生”者，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天地变化”的实在性，而“天地变化”若非实在，圣人又何必“效之”？魏晋王弼的贵无论，强调“以无为本”，而他说“母，本也；子，末也”（《老子注》五十二章），“仁义，母之所生”，“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老子注》三十八章），这也是把本体论与宇宙论结合起来，不如此则其不足以讲“安者实安”，“存者实存”，“天地实大”，“仁德实著”（《老子指略》）。至于宋明理学的开山之作《太极图说》，其把本体论与宇宙论结合起来更不待详说。
2.性与天道合一。自老子提出“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还有郭店楚简所谓“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性自命出》），孟子所谓“知其性则知天”（《孟子·尽心上》），中国哲学即有了“性与天道合一”的特点。人性在中国哲学中即是指人之与生俱来、生而即有的本性，它源于天道（《荀子·性恶》亦云“凡性者，天之就也”），又内在于人，故而人性论成为天道与人道相交接的枢纽，是中国哲学“推天道以明人事”的一个关键环节。如张载所说：“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正蒙·诚明》）。在“性与天道合一”的形而上学中就已标示了天道与人道的实在性，由此而可以推明“人事”应该如何。
关于中华民族精神，它是与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觉醒和对“民族国家”的自觉相联系的。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中首倡“民族主义”，他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15]，所谓“国族”就是对“民族国家”的自觉。他认为中国在近代之所以“一落千丈”，此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由于失了民族的精神”，“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他主张继承和发扬“中国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比如“忠”的观念，“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他又说：“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16] 孙中山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孙中山说的“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这实已指出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在近现代不仅要有相“因”的继承，而且也要有所“损益”以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又比如，孙中山在提出“振兴中华”的同时，就已指出他所讲的“民族主义”就是“求各民族平等的主义”，这也就是中国“永不称霸”，他所祈盼的“中国如果强盛起来”如今正在成为现实，而中国如何发扬“民族的真精神”，走和平的外交路线，“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这也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