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示要·自序》部分结尾处，熊氏感叹曰“空山夜雨，悲来辄不可抑。斗室晨风，兴至恒有所悟。上天以斯文属余，遭时屯难，余忍无述？呜呼！作人不易，为学实难。吾衰矣，有志三代之英，恨未登乎大道。不忘百姓之病，徒自托于空言。”不局限的把熊十力看做一个哲学家而看做是个思想者，对于其勉力“正中国文化之本，清中国思想之源”的努力是应肃然起敬的，是上承朱王，远接孔孟的。与其将孔孟狭隘的判别为哲学家其实更是个忧国忧民，斯文在兹的思想者。那么他们以“斯文在我”为标榜的时候，思考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呢？我并不同意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核心是“宇宙论”或者“本体论”。张汝伦在评述熊十力思想的文章《熊十力与西方哲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实在论意义的本体论最大的问题是限制了哲学问题的范围,把开放的哲学变成了封闭的哲学,哲学问题变成了提出“最后实在”和如何认识、证明最后实在的问题。将这种实在论的本体论引进中国哲学的结果是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和用不同的思想资源来提出“最后实在”,同时把中国传统哲学也解释为是追求这样一种“最后实在”的哲学,而忽略了它最重要的特征———它不仅是理论,而首先是实践。对于古代哲学家来说,它首先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从一个角度凸显了一个中西文化的核心问题所在“思辨与实践”，与其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问题用语言表述成宇宙论或者本体论，毋宁抛弃各种主义的限制，直白的阐述为关于人的问题。而儒家也好或者是民国以降形成的所谓的“新儒家”也好，其核心指向都是“成圣成贤”的问题，反而越到当代，这个问题却被各种学术探讨所忽略了，甚为可叹。关于成圣成贤的问题，熊十力在《读经示要》的第二个部分着重加以阐述，即“志与立志”。 在《传习录·钱德洪录》中，阳明与弟子探讨了“立圣人之志”的问题。阳明说：“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侯壁起而对曰“珙亦愿立志”。阳明说：“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对曰：“愿立‘必为圣人之志’”。先生曰：“你真有圣人之志，良知上更无不尽。良知上留得些子别念挂带，便非‘必为圣人之志’”。这里关于圣人之志的问题的讨论，才是真正儒学的核心问题。中国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宇宙生成不在于宇宙本体，而在于人的成圣成贤问题上，这也正是中西迥别之处。修齐治平或者致良知或者存天理，都是如何成圣贤的路径与方法。当下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思考了太多的学理问题，却差点把要成圣贤这个根本丢掉了，这个目的性的存在是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根源。对于愿立圣人之志的问题，熊十力在此对阳明有所批判，熊氏说“阳明于志字，似取向往义。故曰‘人苟诚有求为圣人之志，则必思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安在云云。’····据此，则志者，非内自立，乃依他而起。····故志者，自内立。非由向外追慕圣人，然后模仿之，以返诸己，而下存天理去人欲之功也。”同时，熊氏又对何为志进行了表述，“故志字有二义：曰存主，曰向往。二者实亦相资必能返诸内所固有天理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