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去世后，他的弟子（主要分布在江西、浙东两地）继续传播心学，其中最著名的是杨简。杨简以为整个宇宙是我之全身，说：“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慈湖遗书•己易》），把陆九渊的心学发展到唯我论。
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从宋代晚期起逐步在思想学术界占据统治地位，到明朝前期，思想学术界差不多成了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然而就是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内，陆学也并未销声匿迹，除了一些株守陆学的士人以外，尚有一些信奉朱熹哲学的著名理论家，如元朝的许衡、吴澄等人把某些心学理论同朱熹哲学相结合，从而出现朱陆合流的趋势。明朝前期哲学家吴与弼，在推崇朱熹的同时又竭力强调“心体”的作用，提出“寸心含宇宙，不乐复何如？”（《吴康斋先生集》卷六《道中作》）从而成为明代心学之滥觞。
明代学术风气的转变，与广东学者陈献章有一定关系。陈献章曾从吴与弼学习，他虽也以理为万物之本，但认理为心，以为求学当“求诸吾心”，“以无所著之心行于天下”（《白沙子•与林郡博》）厌弃训诂、辞章、科第之文。他的弟子湛若水在这些思想上提出了自己的心学理论，创立甘泉学派。他们都以自己的心学理论给王守仁以重要影响。
王阳明作为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发展了陆九渊“心即理”说，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说。他以为，心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上），据此他提出，“无是意，即无是物矣”（《传习录》上）。他又说理就是“心之条理”，“吾心”无私欲之蔽就是良知，就是天理。天下事虽千变万化，都不出“此心之一理”（《博约说》）。王守仁总结了陆九渊、陈献章的“明本心”说，提出了“致良知”的理论，说心之理无穷尽，因此，人见父自然知孝，见君自然知忠，只要去除心中私欲之蔽，就能恢复良知。他的“致良知”说还强调把自己的良知推广到事事物物之上，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王守仁还提出“知行合一”说，把知与行说成一事，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批判朱熹分知与行为二，以知先与行的理论。经过王守仁的加工，心学成了一个比较精致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在明朝中期社会危机日益深化的时代条件下，适应了多方面的需要，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动摇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
因为“心外无物”说看上去与佛教唯识学“唯识无境”、“万法唯识”等思想类同，在当时及后世，颇有人认为 “心外无物”说来源于佛教，并据此判阳明心学为佛老之说。并且因王阳明确实有“出入佛老”的历程，更是使得很多现代学者也认为阳明思想多来自于佛教思想的影响。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阳明所谓“心”者就与佛教所言之“心”不同，其他思想就更是相差甚远。
王守仁去世后，他的弟子分布全国各地，形成许多不同的学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阳明学派分化、演变出来的泰州学派，他们表现出要挣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倾向，李贽的异端思想就是在泰州学派哲学的影响下形成的。明朝晚期著名学者刘宗周尽力发挥王守仁“多在事上磨练”的思想，走向唯物主义。他的弟子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哲学也打上了心学的烙印。总之，心学在明朝中后期造成很大的气势，并且触发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对明清两代思想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