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的故事，起自“宴桃园豪杰三结义”，终于“降孙皓三分归一统”。在历史叙述中，叙事者总是将充满偶然性的历史事件当作在必然规律支配下肯定发生的事实，于是原本不确定的历史便成为朝着理性目的行进的必然过程。
民间流传的《三国志平话》，原来构想了一个历史寓言：由于西汉初年高祖刘邦残杀功臣，所以功臣们托生成为三国诸侯，最终颠覆了汉王朝。这种不切实际的前世因缘，蕴含着冤冤相报、道德报应的历史宿命，表现的是民间的善恶观念和因果观念。而《三国志演义》却用黄巾起义、三国归晋这种确凿的历史变迁，取代了《三国志平话》的历史寓言。那么，它的开端和结局又蕴含着什么样的象征意蕴呢？
就开端而言，“黄巾起义”对中央政权的冲击，不仅表征了王朝兴衰循环的道理，而且揭示了一个王朝最终灭亡的种种原因：桓、灵二帝用人不当，特权集团——包括宦官和外戚——败坏朝政，激烈的朋党之争，膨胀的个人权欲等等。这里的因果关系是环环相扣的，表现出《三国志演义》对历史的深刻思考。
《三国志演义》小说的结尾，呈现出一种对小说开篇情节的回应。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叙事者常常运用闲笔，提到远在众多章回之前、标志小说开篇的一些情节。比如第一百一十四回，曹髦大喝“吾乃天子也”，这跟第一回刘备幼时同乡中小儿以树下游戏，自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遥相呼应。历史，仿佛在转了一圈以后，又回到了它的起点。
从历史循环论的观点来看，分—合—分—合……构成了一种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就是毛宗岗所总结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种分合循环的历史宿命观并不高明，但比起《三国志平话》因果报应的宿命观，已经是切切实实的历史观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