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典教育始于孔子。孔子创办私学，采用的基本教材就是经他整理或编撰的六种经典，称为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春秋》。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荀子亦非常重视经典教育：“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荀子?劝学篇》）六经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六经的价值各有不同，不可相互替代。《史记?太史公自序》曰：“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庄子?天下篇》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孔子并非将经典纯粹知识化、抽象化、概念化，而是将经典教育同六艺教育（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使经典教育大众化、生活化、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同时，孔子通过讲经，通过言传身教，通过在具体境遇中的启示，注重引导学生理解、思考、体会、运用。以上两个方面，我们现在许多地方的经典教育都没有做到。
宋代以后，经典教育形成了四书五经体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乐经》散失）。由于科举制的引导作用，凡与科举考试无关的内容就被淡化，出现了知识化、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脱离生活，脱离身心修养。
清末兴办新式学堂之前，中华经典教育占据着教育阵地，四书五经是中国经典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新办新式学堂之后，仍设有经科。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将大学分为经学、政法、文学、医学、格致、农、工、商八科。 1906年清朝学部制订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直至清亡，读经仍然是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华民国成立后，全盘西化思潮席卷全国，部分文人和政客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主张抛弃中华经典，或者对中华经典进行妖魔化解读。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废除了小学“读经科”。 蔡元培主张 “兼容并包”，但他的这项原则主要用来对待西方文化，没有用来对待中华文化。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教育部宣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师范中小（学）一律废止读经。”1913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则，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科，废除了经学科。 新文化运动时期，运动的领导人犯了“非此即彼”的错误，将中华文化完全同“科学”与“民主”对立起来。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