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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之道:以义取利,批判市场社会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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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商”这样的话题引起关注并产生争议,是因为中国商业急需建立自己的价值坐标。期望有所担当的企业家,希望在社会转型中赢得更广泛的认同,并未社会做出更积极的贡献。那么企业家如何实践儒商之道呢?
             在诚信普遍缺失的今天,让我们首先来温习儒家的诚信观念。儒家认为,诚信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必须以义为最高标准。孔子的弟子子有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道:“言约信而合其宜,则言可践矣。”这就是说,讲信用要符合义。只有这种符合于义的信约诺言,才能去实践兑现。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这句话同样是在表达“信应该服从于义,义是更高的原则”。诚信本身中性,因为君子可以讲信用,小人同样可以讲信用,只不过小人不是去为社会创造价值,而是去破坏社会已有的价值。所以说诚信并非绝对,根本要看是否符合道义。正所谓“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显然,儒商不能单讲义而不谈利,否则企业家何以谋生呢?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求义和逐利是冲突的事情吗?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重义轻利,认为“无商不奸”,此言谬矣。事实上,作为儒家主要经典的《论语》中许多论述,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等等,都是主张义利兼顾,用道德原则来约束和规范经济秩序。孔子要求人们“见利思义”,朱熹提醒人们“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强调的都是义利合一,这也正是我国传统商业伦理的精髓。徽商十分讲求义利之道,注重塑造自身的廉商形象。徽商以“财自道生,利缘义取”,“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为信条,在商业活动中力求做到“惟诚待人”,“市不二价”。他们在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的时候,决不损人利己、乘人之危。歙县商人吴南坡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徽商程锁在溧水经商,某年丰收谷贱,程锁仍按往年价格收购存储。第二年遇饥荒,物价上涨,但他“出谷市诸下户,价与往年平”。他们“信义服人”,为徽商树立起廉贾的形象。
         正如前文所说,儒商不仅是企业家,还必须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大的特征在于对社会的批判。既然儒商被称为公众知识分子,那么他是否也该具备批判精神呢?对此,杜维明认为,儒商应当防止市场经济扩展为市场社会。经济学家帕金斯曾认为如果中国几亿人能够脱贫,而经济发展又是和平的,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因此今日中国的崛起被西方视为“没有先例的崛起”,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代价也不容我们忽视。经济发展有时正如《桃花扇》中所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真是变化莫测。只看经济增长本身太片面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是不会全面的。现在中国最大的困境就是,市场机制对社会领域的全面扫荡,社会关系被迅速市场化:市场力量渗透到学校、公共事业,甚至渗透到宗教、家庭、人际关系、婚姻。一个市场力量无处不在的社会被杜维明称之为市场社会,市场社会往往是非常可怕的,比如当下的中国,中国社会的伦理智慧、文化能力、社会制度暂时出了些问题,比如现在泛滥成灾的贪污腐化,相伴而生的贫富不均、城乡差距更是触目惊心。与市场社会相对应的则是公民社会,儒商在建设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应有所担当。企业家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理应抵制霸道而蛮横的市场思维跨出边界,在阻止市场机制四处侵袭方面做出积极的行动表率。目前,中国企业家热衷参与企业公民活动的评选,这就说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正在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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