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太炎（1869年—1936年）
1、人物简介：
原名学乘，字枚叔，浙江余杭人，后易名为炳麟。
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后自认“民国遗民”。
清末民初思想家、新法家代表人物、史学家、国学大师、民主主义革命者。
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佛学、医学等等，著述甚丰。
2、生平简介
章太炎幼年受到祖父及外祖父的民族主义熏陶，不满于满清的异族腐朽统治，奠定了贯穿其一生的华夷观念，并在后来与《春秋》的夷狄观以及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观点相结合，形成具有其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观。
1891年时，在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等。此时的他比较关注经、子之学，初步确立对“今、古文”界线的认识。这一时段，他写出了《膏兰室札记》、《春秋左传读》等。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章太炎不仅为强学会捐款，又到上海任《时务报》主笔。但终因学术意见之争发生与麦孟华等人的“拳殴”事件。此后回到浙江，与较为稳健的“中体西用”派王文俊、宋恕等人相往来。
此后，在1898年春，曾应张之洞之邀赴武汉办报。戊戌政变后，章太炎遭到满清通缉，于是前往台湾避难，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并在1899年夏，东渡日本，在京都、东京为反清做准备，与梁启超等人修好，返回上海参与《亚东时报》编务工作。此时章太炎的排满观和古文经立场日益明确，在苏州出版了其著作《訄书》的第一版（木刻本），由梁启超题签。
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后，晚清趋新的士大夫严复、汪康年、唐才常等在上海组织“中国议会”以挽救时局，章太炎应邀参加。在会上，章太炎主张驱逐满、蒙代表，并割辫明志。
两年后，第二次渡日本，曾计划在东京举办“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预定的举办日期为明思宗殉国之日，但是纪念会在清廷向日本政府施压下被禁止。他住在梁启超《新民丛报》馆，并与孙中山结交，努力让孙中山的革命派和康有为的保皇派和好。同时通过日本的中介，接触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当年夏回国后，重新改定《訄书》。
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锋相对的指出了：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因为其内容主张推翻满清政府，遂发生震惊中外之“苏报案”，乃与清廷两曹对质，入狱三年。
1906年，章太炎自上海出狱后，立即由同盟会迎至东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主张发扬“国粹”、“宗教”，备受推崇。于东京出版铅印本，改用此前邹容的题签）。并有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与梁启超同为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奠定者。此期间，参加上海爱国学社。他继任《民报》主笔，主持《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章太炎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其《民报》上的文字，乃是以佛理说革命，主张“革命之道德”。撰有《中华民国解》，为“中华民国”国号的创始者之一。又参与此期兴起的国粹主义运动。
自1905年起，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此前，1903年章太炎与近代古文经学另一重镇刘师培定交，此后因学术祈向相近而交往日密，遂发生被刘师培与妻子何震诬蔑叛变事件。又与孙中山、汪精卫、黄兴等因《民报》不合，乃由提倡光复转入专心论学，著有《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其中《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及哲学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
1909年又编有《教育今语杂志》，撰写若干白话述学著作，以普及学术。
1911年10月发生辛亥革命后，章太炎于11月15日回到中国上海，向黄兴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劝告。并在槟榔屿《光华日报》连载发表政论《诛政党》。
1912年冬，章太炎被国民政府国务院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筹边使公署设在长春。在任期间，章太炎实地考察，提出设立东三省银行、整顿币制、开发水路交通和金矿等设想，以期使东北经济得以发展，并加强与内地的联系。由于得不到袁世凯的支持，他的这些设想在地方上推行起来障碍重重，虽历尽艰辛，但成效甚微。
1913年，章太炎辞去了筹边使的职务，东三省筹边使公署存在七个多月之后便宣告解体。4月从长春返回上海。6月与汤国黎结婚。6月，针对孔教会提议设孔教为国教，发表《驳建立孔教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章太炎觉察袁世凯包藏祸心，伺机称帝，袁世凯想做皇帝，生怕章太炎先生反对，先期诱至北京，幽于龙泉寺。先生忧愤之余，欲与袁世凯说理。袁世凯避而不见，章太炎乃以大勋章作扇坠，至新华门大骂，袁世凯害怕，遂将章太炎囚禁，关押在龙泉寺。被袁世凯囚禁时期，犹为吴承仕等人讲学不辍，后集为《菿汉微言》。此间，再次修订《訄书》，改题《检论》。又集其著作为《章氏丛书》，先后由上海右文社及浙江图书馆出版铅印及木刻本。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章太炎恢复自由，前往上海。
1917年3月对段祺瑞参战主张表示反对。参与护法运动，任海陆军大元帅府秘书长，为孙中山作《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
1918年离开广州途径四川、湖南湖北，东下上海。
1920年拥护“联省自治”运动。
1922年在上海讲学，曹聚仁根据记录整理为《国学概论》。但章太炎始终没有放弃对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等新旧军阀势力的期望，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章太炎采取不合作态度，自命“中华民国遗民”，曾遭国民党上海党部通缉。
1930年代后，活动限于上海、苏州一带。晚年主张读经，并据《春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义，力主对日强硬。1935年，在蒋介石资助下，于苏州锦帆路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招收最后一批学生，并出版学刊《制言》。章太炎晚年学术由汉学转向宋学及王阳明之心学，而其经学成就亦更注重魏晋经学，上窥两汉经学之不足，撰有《汉学论》。又曾撰《救学弊论》批评现代教育体制，主张回归民间办学和书院教育。
1936年6月14日因鼻窦癌卒于苏州锦帆路寓所。
3、人物评价
座下弟子：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沈兼士等。
鲁迅在1936年临终时回忆其师章太炎：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歌颂和赞扬其革命精神和思想深度，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至1980年代大陆评价与研究章太炎的主调。
4、生平轶事
章太炎精通医学，著有《霍乱论》、《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章太炎也说过：“我的学问不是经学第一，也不是史学第一，而是医学第一。”
章太炎先生嗜烟，给学生讲课时，一手拿粉笔，另一只手必拿烟卷，有时讲到精彩处，拿着烟卷便往黑板上板书，常引得学生哄堂大笑。
更绝的是，太炎先生有次在北京讲学。当时北京各大学的主任教授如吴承仕等，侍奉在太炎先生的左右作陪，有专门板书的，有倒茶水的，太炎先生国语不太好，弟子刘半农便担任翻译，其情其景给后世留下了尊师重教的佳话。
章太炎先生上课的开场白：“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贯常的狂，大有“平生不识章太炎，访尽名流亦枉然”之架势，却丝毫不影响他备受众人敬仰的状况。可能是太炎先生狂得有资本的缘故。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龙泉寺，仅弟子钱玄同可以随时进见。
袁世凯每月提供给他生活费500元，雇厨子一人、听差两人以供侍奉。他毫不客气，晓谕听差和厨子必须每日向他请安三次，清晨9时一次、下午3时一次、晚上9时一次，请安方式为打躬，不得违误，若有差池重责不贷。听差厨子唯唯不敢稍忘。有时已下午3时，章犹自午睡不醒，听差必联袂入房，就枕畔低语：“大人醒来，打更时间到了！”
按例章可每日享受两个大洋的菜肴，极尽丰盛，他便要求只做一块钱的，剩下的一块钱公然饱入私囊。即便是这一个大洋的菜肴，光他一人享用也过于丰盛，他从来只吃摆在面前的两个菜，对摆在远处的则懒得举箸。久而久之伺候他的两个听差便只把一些清淡的素菜放在他的近处，而把鲜腴的菜肴放在远处，等他吃完后，听差们便自己享用。后来钱玄同晓得了，便和官方取得联系，将两个听差革职。
1915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被迫写“劝进书”，书云：“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
据说，袁世凯气得冒烟，又自嘲说：“彼一疯子，我何必与之认真也！”时称章太炎为“民国之祢衡”。
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出版时特送了一本给章太炎，上写“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人名旁边便用标点符号。章看到自己名旁加了黑杠，不禁大骂：“何物胡适！竟在我名下胡抹乱画！”及至看胡的名旁也有黑杠，才消了气说：“他的名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
章太炎逝世后，因对日战争爆发，暂厝于苏州锦帆路寓所水池中。解放后，浙江省人民政府按其遗愿，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南明遗臣张苍水墓旁。[4]
“文革”初期遭暴尸，后又重新安葬。汤国梨卒后，亦一并安葬于此。今设有章太炎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