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就有着源远流长而又独立发展的学术传统，但到了近代却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西方的文化知识与西方的枪炮、商品一同涌人中国，使传统中国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以及学术文化不得不面『|占懈构、重组的局面。中国传统学术就是在这种。西学东渐”的文化大潮中开始学术形态的转型与重建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来，随着西方的哲学思想传人中国，一些既有传统国学素养，又接受西方哲学影响的学者们开始致力于“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其中比较著名且学术成就较高的有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人。因为中国传统国学中并无所谓“哲学”一科。有的只是诸子学，经学，玄学，理学等传统学术形态。那些从事“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学者所采取的方法是．以西方哲学的基本理念、框架为理论基础与思想方法．然后再从中国传统国学中的诸子学、义理之学等形态中寻找与其类似的思想材料．并作出合乎西方哲学的范式、观念的解释，并将这种以西方的“哲学”为范本而回溯性建构中国哲学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称之为“中国哲学”。
近百年“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以多元化西方哲学的话语来解读减剪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其中的义理之学的过程。建样，所谓。中国哲学”就成为一种按西学的知识分类、学术范式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其实，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并无“哲学”一科，和西方哲学最接近的中国学术是所谓“义理学”或“道术学”．这样．我们所做的建立中国哲学的方式，往往就是用中国传统义理学、道术学史料来表达西方哲学的思想与问题。因此，这种“中国哲学”很容易成为脱离本土学术传统而依存于西方哲学的知识形态，这种知识形态在20世纪以来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对合法性危机的思考激发起一种希望与期冀．那就是恢复对本土文化的自觉．重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因此，许多“中国哲学”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倡导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希望建构一种着民族“自主性”的中国哲学，以在西方学术的话语霸权下保持住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精神生命。但是，如果我们坚持摆脱西方的话语霸权而重写～部“自己讲”、“讲自己”的。中国哲学”，那重写出来的就似乎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中国义理之学史》更为妥贴一些。
指出中国义理之学与西方哲学的这一系列重大差异，并不是要在它们之间挖出一条巨大的鸿沟，否定存在将义理之学改造成“中国哲学”的可能性。人类精神文化本来就有着许许多多从内容到形式的共同点，哲学观念更是各民族文化中的普遍精神现象。西方哲学与中国义理之学也确是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中国义理之学所着重关注的“究天人之际”，就与西方哲学所研究、思考的宇宙普遍法则等的重大哲学问题就十分接近。正因为如此，在近百年“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中，义理之学成为“中国哲学”历史资料的主要来源、知识解构的主要对象。老一辈学者张岱年、金岳霖均肯定存在一个。普遍的哲学”，井认为中国的义理之学与西方的哲学均只是这种“普遍哲学”之下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下的知识体系。但是，到目前为止，“普遍哲学”仍是一个“空类”．世界上只存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阿拉伯哲学等具体的哲学形态．由于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加之西方哲学体系相对完善，故而西方哲学常常在无形中充当了这个。空类”的“普遍哲学”的角色。所以，。中国哲学”的主体性重建的过程，又不能不充分考虑并认真面对西方哲学的哲学问题、哲学语言，在中西哲学的比较、对话中发现、确立、建构出得到人类各民族认同的“昔遍哲学”，从而为“中国哲学”的普适意义作出较准确位。但是，我们更要强调在“中国哲学”的主体性重建的宗旨下探讨义理之学的独特学术形态，学术问题、学术语言。它不仅能使我们反省20世纪“中国哲学”学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也能使我们在z1世纪进一步思考如何真正建立起一门来自于中华的文化土壤、学术生态的具有本民族精神、气质的“中国哲学”．一方面，它的思维方式，知识形态，价值取向是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完全是中国人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而绝不是依傍于西方哲学．用中国的哲学史料去表达西方的哲学观念。另一方面，它所思考的同题是“普遍哲学”意义上的，故而这种自主性。中国哲学”亦能为人类提供普遍哲学的精神财富，它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普遍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