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教无类”可以说是孔子最伟大的教育主张之一。刘宝楠《论语正义》引皇侃《论语集解义疏》语：“人乃有贵贱，同宜资教，不可以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孔子认为对于人民大众首先应当使其富裕起来，富庶之后则应当施以教化，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孔子对那些凡十五以上投身于他门下之人，无论贫富贵贱者一律予以教育之。对于鄙夫之问，孔子坦言自己不懂，但会反复思考以求得答案。对于“难与言”的“互乡”之人，孔子没有因为他们以往的过错而拒人于门外，而是以包容平等的心态肯定人的进步而不计以往的过失。在仁义、公理和师道之间，孔子明确主张“当仁，不让于师”，这种不以师道为尊，信守仁义，信奉真理之言行反而成就了师道之尊。在仁义面前，弟子不让于师。这与西哲“吾爱吾师，吾尤受真理”是理脉相通的。这反映了孔子在仁义、真理、公理面前师徒平等的伟大气度、伟大心怀。
正是本着“有教无类”的平等博爱的教育对象论，孔子教育的弟子有诸侯王室成员，如孟懿子、南宫适；也有列国官员，如司马牛、高柴；有富人，如子贡；更多的是穷困之人，如颜回、曾参、闵子骞、公冶长、子路、子夏、冉求、伯牛、仲弓；有来自声名不佳的地方之人，如“互乡”之“童子”；有父子同学于孔门的，如曾点、曾参父子，颜路、颜回父子；也有自己的儿子，如孔鲤；有年龄大的，如子路，仅比孔子小六岁；有年龄小的，如子张、子贱，都比孔子小四十多岁；有来自中原诸夏鲁、卫、齐、宋、陈等国弟子；也有来自边陲“夷狄”秦、楚、吴等国弟子。可见孔子弟子不分富贫贵贱、不别华夷、不分年龄等等，显现出一种开放、平等、自由的国际性胸怀。
《荀子·法行》载：“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 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南郭惠子问子贡，为什么孔门之下那么混杂呢？子贡回答说：孔子端正身心等待来求学之人，想来的不拒绝，想走的不阻止。良医的门前病人多，整形器旁边多弯木，所以夫子门人人员混杂啊。这种正视差异，但无分等级的自由平等的教育主张是我们民族可以契接西学和现代理念的极为宝贵的传统思想资源。毫无疑问，“有教无类”主张与十七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提出的“教育平等”理念是一致的。（参金刚兄：《论语鼓吹》天津人民版，2007年9月）夸美纽斯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欧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期。在文化、思想领域，在人权与神权、理性与信仰、现实与来世、科学与迷信、民主与专制之间发生激烈对抗和冲撞时期，具有强烈人文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夸美纽斯，提出“教育平等”主张，力图用适应新时代的新的教育思潮去冲刷旧的思想观念，力图打破旧传统的闸门，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样，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孔子的“有教无类”主张，也是一种“革命性”主张。对此，美国学者H.G.顾立雅曾相当公正地评价道：“用这种一定程度的全民教育的倡导以及对那些来之于有抱负的平民‘君子’进行教育的计划，孔子向世袭贵族秩序发动了最致命的一击。”（《孔子与中国之道》第十章《革命者》，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世，当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际，凭一己之力承担起教育职责。世传孔门“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正是“有教无类”等教育思想结出的硕果，“有教无类”今日更成为人类的教育理念。
孔子首倡私学，以“有教无类”的平等自由之眼光广纳弟子，是有其深刻、深远的教育目的的，也就是其教育的价值。我们认为孔子的教育目的、教育价值追求在两大方面：一是致力为当时社会培养理想人才；二是“克己”、“复礼”、“归仁”，即通过教育使人们克制私欲，恢复周礼，按周礼行事，最后达到“仁”的境界。
教育当然是培养人的活动。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其教育目的、教育价值追求当然首先是把士培养成理想人才。这种理想人才，孔子把他分成两个层次，即“圣人”和“君子”。“圣人”是指能够促成其最高政治理想——“大同”社会实现的人；是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雍也》）；是能够“修己以安百姓”的人。在孔子看来，只有圣王如尧、舜才具有此等崇高品格。“君子”是什么？据《宪问》载：子路问孔子怎样才算是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严肃认真对待工作，使上层人物和下层百姓都得到安乐。孔子讲的“君子”，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基本素质，即德与才。君子既要有高尚的道德，又要有治国安民之术。孔子一生也的确培养了一大批有才干而又德行高尚的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