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原则。它要求人们真实无妄，诚善于心，言行一致。人们往往把信与忠、诚连称为忠信、诚信。在中国思想史上，各派学者都对信予以不同程序的重视，其中儒家对“信”最为推崇。尤其是在汉代信被儒家列入“五常”之后，其地位进一步突显，成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在儒家看来，信是“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在《周易·乾》卦的《文言》中，就有“忠信，所以进德也”的论断，把讲求忠信视为增进美德的根本方法。孙子则不仅提出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的命题，把信作为立人之本，而且把信视为立国之本，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如果人民不信任，国家朝政就立不住脚，因而即使去兵、去食，也要存信，宁死必信。不仅如此，以子思、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更把诚、信的伦理原则上升为天道，对它作了哲学思辨分析。他们认为，宇宙万物是一种客观实际的存在，客观的天道是真实无妄的，人道作为天道在人类社会的体现也同样应该是真实无妄的。《中庸》中有“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的命题，《孟子》也提出：“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诚、信是天道的属性，人们讲求诚信，就是对天道真实无妄的品德的效法，对客观天道的尊重、认同与遵循，对人类本性的完善。这样，儒家巧妙地论证了诚信原则的客观性、合理性与绝对性。后来，宋明理学家又沿着这一思路对信作了更为精致、深入的阐发。
作为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信的基本要求是真诚相待、诚实不欺，讲究信誉，信守诺言等。孔子就说过，“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中，必须言行一致，重然诺，守信用，这是取得他人尊重、理解，建立相互信任的基础。如果不以诚挚之心待人，言行不一，翻云覆雨，相互欺骗、相互猜疑，则会产生信任危机，造成沟通的隔膜，导致人际关系的恶化。魏晋时期思想家杨泉在《物理论》中曾指出：“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可以说，信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精神纽带，它能把人紧密、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缺少信这一纽带，人与人之间，哪怕最亲近的人之间，也无法建立真诚、和谐的关系。
儒家重视、提倡信，要求人们能够言行一致，但并不是把言行一致作为绝对的行为戒律，僵化地套用于人际交往之中。我们知道，由于主体的素质、客观环境等等的制约和变化，人们的言论并非都能做到，甚至并非都应该做到。所以讲信必须要联系义来看，所说的话是否需要付诸行动，也要以义为标准去衡量。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北宋理学家张载也说“君子宁言之不顾，不规规于非义之信”(《正蒙·有德》)。如果讲信有违大义，则宁愿食言。可见，儒家讲信，注重的不是其形式，而是其精神实质。如果离开道德的标准，片面地强调信，必然导致对道德责任的否定，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不符合信的本质的。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在弘扬优良道德传统时所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