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该条例被不少党建专家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党纪”。专家表示，在十八大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背景下，该条例的修订意义重大：通过制度的刚性和建设性力量，真正实现让党员干部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
纪律条例的修正标志着反腐运动有了新的顶层设计。自王岐山调任中纪委书记以来，打老虎打苍蝇的吏治整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力度。与此同时，成立于1974年的香港廉政公署也迎来了史上首次针对前特首的起诉案。
10月5日，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曾荫权被香港廉政公署正式起诉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的罪名，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后至下月13日再审。这位从小公务员起家的高官，曾被视为“香港梦”的代表，如今却成为香港历史上被刑事起诉的最高级别官员。
“香港的成就根基于我所指的智慧支柱，即是，法治精神、公平竞争环境、廉洁的政府、资讯自由流通及个人自由。”曾荫权曾如此言——而如今的被诉，也许正凸现出他口中的“香港精神”？
事实上，早在2012年3月，曾荫权便曾出席立法会特别质询会，就“富豪、游艇、红酒、租豪宅”等一系列关键词引发的事件接受议员提问。而那次是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后第一次调查它唯一的上司、政府最高首长。
众所周知，香港是“全球最廉洁城市”之一，一个当年的边地渔村，何以能在短短一百多年内就跃升为世界级自由贸易港、全球金融中心、一度能与美国电影城抗衡的东方“好莱坞”？“自由+法治”=“繁荣+稳定”，这是金庸先生的精练陈述。这位想象力汪洋恣肆、政治观点却古典保守的武侠小说家和名报人，“自由”和“法治”，同样构成了他终身服膺的价值观的基石。
香港的廉政公署，其精确的制度设计，某种程度上讲，正奠定了今日香港的关键性基础。1960、1970年代，香港政府的灰色运转，公职人员和警察的贪污腐败，至今还令人诟病。然而，1974年廉政公署的成立，恰如良医诊病，一下捏住了政府机构的痼疾所在，香港由是才真正迎来了1970、1980年代的黄金时代。正如一位廉署专员所言：“反贪机构的关键是要做到对腐败‘零容忍’。”廉洁已然成为香港最核心的竞争力之一。
140多年前，留学英伦的严复先生在深切的观察和思索后，向首任驻英公使郭崧焘感慨说：“英国的强盛，其实就在它的法治。”今天，这一观点越来越被更多有识之士所接受。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终于能够和平崛起。但对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暂时的物资丰足是不够的，要想实现国强民富，有赖于全体国民的辛勤劳动，特别是政治家们的智慧运作，但长久之道，还在于全社会能遵奉普世性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又和世界主流文明接轨的制度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