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王阳明把道德情感内化为个体的审美心理,使人生审美化了,使艺术为人生服务。王阳明认为,艺术内在于道,是“吾心”的情感抒发,是喜怒哀乐等情绪的表现,是人生的歌唱。他说:“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乐也者,志吾心...”；同时王阳明又把道德情感外化为儒家的歌诗传统和祭孔歌舞的实践。
王阳明先生在理论上重视乐，认为“乐是心之本体”，从而将宋明儒学重乐的思想传统推到了一个新的高点。
王先生在生活实践中重视音乐。三十七岁在龙场驿最艰难的时侯，还“又为歌诗，调越曲，杂恢笑，以相解慰。”（《阳明先生集要.年谱》页8下同）这里的“歌诗”，就是《诗经》，他配上越地的音调让大家歌唱，表示安慰。三十八岁主持贵阳文明书院提出知行合一，书院的歌诗当然是第一要务。据《传习录》：“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应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文学会歌于书院。”这是有着独到的“心学”特点的歌诗教育，即一班唱，另外三班用心听，用心领会歌诗的精要。如此轮流传习，大约29天就在书院集体会歌。四十三岁任南京鸿胪寺卿。”《明史.职官志三》：“鸿胪[寺]掌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凡国家大典礼、郊庙、祭祀九......皆赞百官行礼。”显然，王先生也是祭孔乐舞的国家级的专家。先生以乐舞教化中国，所到之处都是一派弦歌之声。例如，四十二岁时，“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旧学之士日益至。”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王阳明先生将贵州祭孔和弦歌的传统推向了辉煌的极至，并影响了贵州500年。
贵州祭孔和弦歌的传统到20世纪20年代仍然兴盛。全省各地方的文庙祭孔乐舞没有间断，尤其以黔西文庙的祭孔乐舞最为周备。1927年侯之担部驻防赤水。每年逢祭之日，他便亲率县城官佐参加，担任主祭官。后来，又让县长周维安同任主祭官。此外由四位当地学者和社会贤达任分献官。有陪祭官28人，通赞、引赞、诗歌等工作人员数十名。我发现并记录的九十年前贵阳的《祭孔歌》便是佐证。
遗憾的是，现在中国的祭孔乐舞，不外是满清时代的遗存。庄严的祭孔奠礼，需要正宗的古代音乐。在这里，我慎重向大家推荐宋末元初的国学大师熊朋来的《诗经》歌曲21首——其中《鹿鸣》等12首是唐朝开元年间的乐谱（宋赵彦肃传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