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道德观 [复制链接]

1、仁统诸德

　　关于一，《说文解字》云：“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老子曰：“道生一”王弼曰：“道始于无，无又不可以训是，故造文者起于一也。”然天地未分，则无以寄言，必分之也，则天地在一之后，故以一为冠首，本乎天者亲上，故曰，凡一之属皆从一。

　　因此，“一”有着特别的意义，人是有道德的，而道德表现为诸多的品德。人虽然可以“志于道，据于德”，但不能说，“道者，人也”或“德者，人也”，而是说“仁者，人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道是无始无终，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是天地万物的起源，而道之运行使得万物各有所得，即是德也。而显然这些不是人的特点，因此在诸德中，中国人找到了仁用来代表人的核心道德内涵，即作为人，仁可以统领人的诸德的。

　　关于仁字的起源，早在孔子一百多年前就有了，但真正使“仁”作为一种核心道德伦理体系的，却非孔子莫属。孔子对仁的著名定义：“仁者，爱人”确定了仁在诸多德行中的核心地位。下面我们就孔子的言论来看看，仁包括了那些德行。

　　仁包忠恕：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日：“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o里仁》）。论忠，孔子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o雍也》）论恕，孔子说：“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o卫灵公》）。

　　仁包孝悌：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论语o学而》）

　　按朱熹集注之意，说仁是孝悌的根本，而孝悌是行仁道的根本和开始。可见，仁统孝悌。

　　仁包知勇：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o里仁》），可见智是辅助仁的。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论语o宪问》），可知，有仁必有勇。又“知耻近乎勇”（《中庸》）。可见，仁亦包耻。

　　仁包礼乐：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o颜渊》）是仁可包礼。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o八佾》）可见仁是礼乐的根本。又“礼之用，和为贵”（《论语o学而》，可见仁亦包和。

　　仁包道德：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o述而》）可见，仁来源于道，以德为根据。

　　仁包信义：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o阳货》）可见仁包信也。

　　“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可见，从仁开始，而有义，有礼也。

　　又，圣有全德之名，而仁亦有，可知仁又有圣的含义在其中。又，廉为了保持内心清洁，良心无亏，而不贪，不苟取，节俭克己等，要求有义，有仁，因“仁者不忧”即良心无亏之意。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后来，宋明理学提出的“仁统诸德”的概念了。

　　2、三德

　　关于三，《说文解字》：“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数。凡三之属皆从三。”段玉裁注：“数名。天地人之道也。陈焕曰：'数者，易数也。三兼阴阳之数言。'一下曰道立于一。二下曰地之数，王下曰三者，天地人也。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此释三之义，下释三之形。故以于文二字别言之。于文一耦二为三。成数也。”可见，三乃成全之数，通上而达下，据有特别含义，故古人也有三德的说法。据古代文献记载，有三种“三德”的说法

　　1）传说大禹

　　《尚书·洪范》记载的是周武王与箕子的对话，关于三德的论述：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其大意是：“三种品德：一是正直，二是过于刚强，三是过于柔弱。中正和平，就是正直；强不可亲就是刚克；和顺可亲就是柔克。应当抑制刚强不可亲近的人，推崇和顺可亲的人。”

　　这三德提出是周武王因治国困扰，箕子根据上古时期治国的方法提出的举用贤才的标准。箕子认为应推荐那些正直而和蔼可亲的人来治理国家。但是这三种德行是针对治国的，并没有个人道德的自律意味在其中。因而对后世没有多少影响。

　　2）周朝的官员

　　具体记载于《周礼·地官·师氏》，《周礼》中有地官司徒的官，以教民为职。其中有师氏一职官，职务是“以三德教国子”。国子就是那些贵族公卿大夫子弟。三德者，“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

　　按朱熹的解释，至德是“诚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诚意正心的本源何在？在于道。这“道”，就是所谓“天人性命之理”，“事物当然之则”，“修齐治平之术”。认识并践履其道，就是至德。至德也称为“圣德”、“天德”。把道内化为道德主体的心性，又使心性和行事完全合乎道，内外充实而又能大而化之，就达到了圣德的境界。

　　敏德，是“强志力行畜德广业之事”。这是行为、做事之德。这里说的强志、力行、畜德、广业，显然是要在各种职业和技艺活动中表现出来，所以要以践行为本。敏德大体上可以看作职业道德，相对于“圣德”而言，也往往被称为“黎民之德”。

　　孝德，是“尊祖爱亲，不忘其所由生之事”，也就是尊祖先，爱双亲，不忘生身养育之恩。要做到孝，就要“知逆恶”，笃实深固，终生坚守，不做悖德违礼之事。孝行必须知其反面即不孝和逆恶。一个人如果连生身养育之恩都不知恩报，甚至做出逆恶之事，就是弃绝人伦，失去了做人的资格，更何况建功立业，齐家治国呢？

　　3）孔子

　　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具备这三种品德，即智、仁、勇。并将其尊为“三达德”。在《中庸·问政》：“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可见先哲认为，智、仁、勇三者在个人****过程中，在处理基本的五伦关系中是缺一不可的，只有三者结合、兼备，才会有完美的道德实践和健全的理想人格。

　　朱熹也认为，三达德是进入中庸之道的门径。他说：“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义者止此。盖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达德为入道之门。故于篇首，即以大舜、颜渊、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颜渊，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废其一，则无以造道而成德矣。”（《朱子全书》（第六册）（38页） [M].上海与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那么三达德具体是什么关系呢？他何以能入“率性之谓道”之门呢？

　　《中庸》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这里告诉我们，君子以诚之为好，若能诚之，则能成己成物。

　　又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什么样的人是诚之的人呢？就是能分辨善恶并且选择持守坚固向善的人。做到这样可算是入道之门了。怎么入得呢？是这样入的，知是明善，仁是守善，勇是对善的固执。如此就完成了诚之的过程。

　　知能明善：

　　显然若要选择善，则首先当能分辨善恶，而分辨善恶属于知的范畴。怎么分辨善恶呢？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又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又说：“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可见，只有这样学问思辨，才能够化愚为明，才能够明善进而去进一步行善，从而实现最终的“择善”。 并且《中庸》举出舜的事例来说明知的情况：“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仁来守善：

　　明白善恶，从而选择善，光选择还不行，还要行出来，实践出来，这就是守善的过程，属于仁的范畴，因而孔子说：“力行近乎仁”就有此意，并且举颜回提出了行善的标准，说：“择乎中庸，得一善言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

　　同时也说明了守善的过程：“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在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往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o卫灵公》）

　　可见，孔子认为，只是认识到了（“知及之”），还没能转化为仁，为仁所把守（“仁不能守之”），但行的还不够，需要通过外在的言行表现出来，因此需要在容貌行为上表现出“庄以在之”，在行动要合乎礼，这才称得上善。

　　勇乃固善：

　　在行善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环境等各种客观阻拦，这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就需要勇的品质了。就是对一切有碍于行善的艰难困苦的面对与无惧。

　　《中庸》中就以子路问强的方式表现出真正的勇敢是什么？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枉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这里分别指出了三种勇：一是南方之勇，二是北方之勇，三是（（中庸》所说的是摆脱了血气限制的勇。这种勇敢表现敢于面对一切环境外在的压力，死守善道，至死不变。试问，如果连死都不怕，他还会怕什么呢？如果为了善道而死，他的心里又能有什么亏欠呢？

　　显然这里的勇敢是一种德性层次的大勇，跟“勇者不必有仁”的勇有所区别，这点在孟子里面得到充分的论述，他说：“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人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己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日：'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子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这里血气之勇，如北宫黝表现为对外在肉体的疼痛能坦然忍受，无所惧怕。又如孟施舍表现为在敢于面对环境，去掉心中的惧怕，在气势上，勇往之前。而仁义之勇，如曾子表现在内心道德层次的反省（自反而不缩）上，如果符合道德，那就一定要去行，虽死不惧，者才表现出勇的道德内涵。

　　这样，知，仁，勇的过程就是对择善，行善的过程，可谓真是入道之门啊。

　　综上，三德中较为流行的当属孔子的三达德了，但三达德从某种意义上是专门针对中庸之道而有的，并没有体现出礼，义，信等方面，并且其实仁已经包括了勇（仁者必有勇）所以在后来较为著名和全面的五常观念中，勇的德性分散在其他四德之中了。

　　3、四维与四德

　　关于四，《说文解字》：“阴数也，象四分之形，凡四之属皆从四。”之所以是阴数，倍二为四，倍四为八，都是偶数。《易o系辞》“天三地四”《易乾凿度》“孔子曰：'阳三阴四，位之正也'”。象四分之形者，口象四方，《说苑》“发于一，成于二，备于三，周于四，成于五，八象其分”。四是阴数，于地相关，而地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按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而人有手足四体，这些都渐渐赋予了四一些特别的内涵，因此，用在治国上有“四维”，用在个人修养上有“四德”，分别由管子和孟子提出。

　　1）管子“四维”：

　　据《管子o牧民》有：“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维即纲领，法度之意，“礼”就是提醒人民做与自己身份角色相合宜的事，表现为一种人伦治国的秩序，具体就表现在礼仪，礼节上。义就是不举荐自己，使自己的思想行为不超出正当的道德规范；“廉”，就是承认自己的缺点与错误，也敢于指出别人的恶，使恶不能隐藏，具体表现为自己做人廉洁不贪。“耻”就是要知道羞耻，不作羞耻的事，也不与无耻的人来往。

　　可见管子治国的思路还是“为政以德的”，不过与孔孟强调仁德不同，他强调了礼的作用和意义。

　　2）孟子“四德”

　　谈到四德，我们得从著名的性善论说起，其间将的四德的有：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o公孙丑》）

　　此段，孟子认为，正如人的身体有四体一样，照样，人的心灵也有四端，即仁义礼智。都是与生俱来的。孟子认为人性皆具有善端，人生一切善行，国家一切善政，都是此四善端扩充的结果。若仁义礼智尽失，则无礼无义；无礼无义，与禽兽有什么分别呢？

　　至于善端的扩充，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就个人来说，能扩充善端，从事于个人的修养，就可以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这是独善其身的表现。就国家来说，从事于人群的服务，就可以推行王政，功至于百姓，而保有天下。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这是兼善天下的事业。

　　又“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o告子》）

　　此段孟子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性善的本源，而“四端”所系的仁、义、礼、智，就是人在生活中具体的行为表现。有此四端，人才是人。有恻隐之心，便能仁爱怜恤；有羞恶之心，便知礼、义、廉、耻；有恭敬之心，便会谦让有礼；有是非之心，便知道则是去非。显然孟子的“仁义礼智”四德在个人修行与治国方面兼而有之，并且是以仁为本的。

　　从此，凡论八德，十德一般都不会略过四维与四德的，并且后来孟子的四德发展成了五常，使得四德渐渐为五常所取代。而四维因为在孟子的体系中，羞恶之心便有了礼义廉耻的说法，也很少单独拿出来做四德使用了。因为相对五常而言，并没有全面概括诸德的内涵与特色。

　　4、五伦，三纲五常

　　关于五，《说文解字》“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五也，凡五之属皆从五，'乂'古文五如此。”据《古文字诂林 卷十》（879页）载：

　　李孝定：“阴阳五行之说盛于东汉，其起源亦不甚早，先民造字之时纪数之字当属早出。”

　　丁山：“五行之说…其流盖出于周末阴阳家，远而征之，亦不出箕子之口，洛书之名，五行之说，殷以前未闻也，虽卜辞中屡见…皆不得解以五行也。”

　　可见五字本义并非五行，乃用以纪数之用也。然后人以五行加之，故其纪数本意减弱，而五行之意反成本意了。那五行在中国古人眼中又有何深意呢？参《说文解字诂林》（6535页）：

　　五行也者，《释名》“五行者，五气也”；《左传o昭公三十二年》“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风俗通o皇霸篇》“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兴，德以五成”；《说苑》“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也者，物之动莫不由道也，是故发于一，成于二，备于三，周于四，行于五”…《新唐书o五行志》“万物盈于天地之间，而其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气用于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为生。…夫所谓五物者，其见象于天也，为五星；分位于地，为五方；行于四时也，为五德；禀于人也，为五常；播于音律，为五声；发于文章，为五色”…《郑注中庸》“木神则仁；金神则义；水神则礼；火神则信；土神则知”……又笺注：“自一至九，五居其中”。

　　可见“五”在中国古人眼中有着包罗万象的含义，如万物都由五气组成；天有五星；地有五方；人有五体，五脏；音律有五音；味道有五味，我们常常讲的五体投地，五味俱全等都含有以五个方面来全面概括整体的意味。如此，照样关于人的德行与相处关系，就有了五常和五伦的说法了。

　　关于五伦，见于《中庸》：“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五达道即五种人际关系，也即五伦，这五种基本人际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在这个基础在提取出最基本的三种关系，君臣，父子，夫妻既是三纲了。

　　“五常”是儒家先哲们对各种道德规范进行长期筛选而形成的。孔子认为，在一切道德规范中，“仁”乃是最高、最基本的道德。孟子弘扬“义”，将“仁义”并称，又提出了并列的四德：“仁”、“义”、“礼”、“智”。西汉初，贾谊又在“仁”、“义”、“礼”、“智”之后增加了“信”，将五者并举，于是“五常”完具。但是“五常”作为一套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是由西汉中期的董仲舒提出来的，他排列了它们的次序，从而构成了一个完备的封建伦理纲常的体系。孔、孟的伦理学说重在“仁”，管仲学派、荀子的伦理学重在“礼”，而董仲舒的伦理学说上却融合和了孔孟管荀的伦理观，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学说，并且跟天地阴阳五行的宇宙生成论配合起来，从而以“天”为出发点，来探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准则的伦理学，即三纲五常说。下面我们从董仲舒的著作中看看他的三纲五常世界。

　　中国古人认为宇宙是由太极一阴一阳五行化生而成的，董仲舒亦采纳了这种宇宙论。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o五行相生》）

　　董仲舒也断定阴阳之间的关系是“阳尊阴卑”、“阳贵阴贱”。由此推论出人间的等级尊卑关系是合乎“天意”的。

　　他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春秋繁露o奉本》）

　　又说：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幼者居阳之所少，老者居阳之所老，贵者居阳之所盛，贱者居阳之所哀，藏者言其不得当阳。不当阳者，臣子是也。当阳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阳为位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o天辨在人》）

　　又：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春秋繁露o基义》）

　　又：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阴之中亦相为阴，阳之中亦相为阳。诸在上者，皆为其下阳；诸在下者，各为其上阴。（《春秋繁露o阳尊阴卑》）

　　可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理论是在自然界里“阳尊阴卑”来说明的，这明显的去掉了孔孟管荀中，父慈子孝，君仁臣敬，男女有别的双向意味。而要求单方面的绝对服从，将人比拟万物而分为三六九等。这当然对于儒家仁者爱人的德治思想有所偏失。

　　当然在这种理论下，董仲舒又把五常配人五行，他以仁配木，以智配火，以信配土，以义配金，以礼配水。这样，五个基本道德规范便与天道之五行相配起来了。

　　仁、义、礼、智、信这五个道德范畴，先秦各家，特别是儒家都已作过不少论述。但是把它们概括为伦理学上的“五常”并且配之“五行”的却是董仲舒。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

　　从此五常之说便流行开来，然而其封建糟粕亦有之，如三纲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些都过分强调了单方面的服从，不合人与人间交往的双向原则。其次，以自然界的现象来比拟人事这原本就不太合宜。因在先秦时期儒家谈到人的德行的时候很少跟大自然配上关系的。由于三纲五常本身的缺陷，使得这种封建伦理制度只在汉代达道顶峰。在其他朝代相对弱化了他的政治伦理含义了，并且在以后的朝代中在德育方面也不再跟五常重复。

　　5、八德宋代

　　关于八，《说文解字》“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凡八之属皆从八。”按《说文解字诂林》（491页）部首订：“（八）当云阴之正也…盖八为阴数之极，阴极则阳生，二划相背指事者，别阴入阳，穷极反本之意也。”

　　可见八在中国的含义有接近根本，趋近完全的意思，因有穷极反本之意。略如八成，就是基本没问题了，八字还没一撇呢，就是还没成，可见八也有“成”的意思在其中，又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八字是很常用，如八卦，八方，八风，八宝，八拜之交，八面玲珑等。这样关于伦理道德自然可以提出八德了。

　　关于八德的开始，它是起源于宋代，从汉代的经学的兴盛发展出的“三纲五常”的伦理德治思想，在晋魏，隋唐时期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重新被肯定的过程，先是魏晋玄学起而对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批判，同时，随着佛学的流行，佛学的伦理思想也得到了发展。然而，不论是玄学或者佛学，它们的伦理思想，都不能适应维护封建大一统的需要。因而，最终又回到了儒学。这样我们也知道为何“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体系，从此不再兴盛了。

　　唐代以韩愈为代表所发的“先王之道”来对抗佛道的呼声，引起了很大反响，这股道学之风终于在宋代得以孕育出来，诚然“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与先锋。他们致力于把本体论和伦理学相结合，创造一种以伦理为主体的思想体系。而这发展到朱熹时得以全面体系化。

　　宋明理学建立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体系，因而相应的伦理道德体系标准也需要提出来，并且到了宋代，随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经济日益稳定与发展，“家”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祥和与稳定等功能日益突出在这样的基础上，结合管仲管仲提出的“四维”，利用“五常”将其中仁去掉，增加了“孝”与“悌”，以突出人民对家国的重视，所谓有家乃有国。

　　再者，为何“孝”与“悌”代替“仁”合适呢？除去我们上面提到的社会因素，我们发现，仁本来就统领诸德，并且“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就是说孝悌是行仁的根本，这样看来，仁的德性并没有失去什么。再者，多子女大家庭中的人伦关系，已经不仅需要纵向伦理的“孝”，更需要调整横向伦理的“悌”，有了纵向的“父慈子孝”，又有了横向的“兄友弟恭”，建构一个纵横交错的家庭伦理十字架，就有可能实现“家和万事兴”。这样家族道德被重视，被提到首位。“家”乃国之基，因此“齐家”，家庭与家族的凝聚也就日益重要。

　　家是国的细胞，只要这个细胞健康而充满生机，整个社会、国家就有可能祥和稳定、发展繁荣，“家固而国宁”。故宋代从“家”到“国”的辩证关系上，突出了“孝悌”，并将其置于“忠信”的前面，是一种审时度势的创造。这“八德”是宋代对中华道德的新建构，是对中华道德的新发展，它一直影响到明清，以致影响到朝鲜、韩国等东亚各国。

　　到了清末，随着西方强势文化对于中国弱势文化的冲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意识到德治是中国的特色，只要推陈出新，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孝、悌、忠、信”这“四德”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新道德。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这是“中体西用”的道德融合。这“八德”，调整了“孝”与“忠”，“家”与“国”的位置，表明民族和国家观念，高于家族的观念，既是对古人“教孝即教忠”的继承。中国在宋代以前，没有“亡国”意识，只要“家固”便可“国宁”，故有“以家为本”的伦理道德观。到了近现代，国家与国家的战争，世界大战使得很多原本有地域限制的国家也可以被灭掉，因此被征服的国家的人民，在血和泪中领悟了“国破”必然“家亡”的道理。

　　因此将“忠”，也就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放在首位，建构“以国为本”的中华伦理道德观，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华道德发展的历程表明，以孔孟的“仁义”为标志，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观，到汉代，发展出天人合一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体系，到了宋代出现存天理去人欲的“八德”伦理道德标准，符合“以家为本”的时代需要。过了近千年，清末民初，孙中山以新“八德”为标志，形成了“以国为本”的伦理道德观。可见道德教育要符合时代发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