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纯学术”走向
所谓“纯学术”的文史哲等国学研究，这在改革开放以前是要受到人们讥笑甚至批判的。其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学术研究既然应当为现实政治服务，那么“纯学术”的研究是不存在的。所谓学术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还有一个长时效与短时效的理解问题。过去我们之所以批判“纯学术”研究不能为“现实政治服务”，实际上就是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理解过于简单。国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还是具有更长时段的发挥重大作用甚至是永久作用的功能，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这种长时段的功能当然是不可能像研究反腐倡廉史和古有和谐之说那样的立竿见影起作用，但是它的民族文化积累功能，是绝不能低估的。我们现在之所以有所谓的中华文化并且为之自豪，正是由数千年来无数的文化建设前辈们在默默地奉献中积累而成的。所以，国学研究应该宽容，要大力支持那些踏踏实实为长远的民族文化积累作出贡献的“纯学术”研究。
也许人们要说，21世纪的国学虽然有众多的走向，但是这些走向是否都称得上是一种“学术”或者“科学”呢？老实说，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人文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有一个相对所有人而言可以共同遵循的标准，而是公讲公有理，婆讲婆有理。所以，我们应该以比较宽容的心态来对待新世纪国学乃至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元走向，因为多元的学术走向体现了社会与文化的一种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国学研究及其辩说有了更大的自主发挥空间。人们把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派间理论方法的讨论和争辩，恰如其分地置身于学术的范围之内，这是中国国学方法论的一个重大进步。因此，我们同样需要以更宽容的心态来迎接国内外不同理论方法的纷至沓来，并且由此开展更为和谐而热烈的争鸣。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国学的理论方法论必然呈现多姿多彩的局面。对于这种局面的到来，我们没有理由不以欢欣鼓舞的心态来面对。当然，任何的理论和方法论都有其自己的适应对象和不足之处，学者们也会因自己的学理渊源和学识修养而对某种理论方法有所偏爱。但是我们不能因自己的学理爱好有所不同而蔑视甚至攻击其他的理论方法及其研究尝试。还是中国传统国学的那句老话：“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就足以引起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国学的未来，正是需要在这多元的宽容之上得到真正的复兴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