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
2、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
A、中国现实：
中国正处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非常历史时期，“转型”是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特征。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能真正地振兴？除了经济需要高速发展外，思想、意识、精神的振兴也非常重要。要振兴必须学会鉴别与继承。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是我们必须学会的能力问题。（英雄的三种层次——地位英雄、道德英雄、能力英雄）
按矛盾原理讲：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个正常生活的群体中，总是不断的会有道德败坏的人做各种坏事，而这个群体之所以没有垮下去，正是因为有多数坚守道德信条的人在起作用。越是在社会道德风气败坏时，仍然能不为所动，越能显出一个人的道德水准。鲁迅称这些人为民族的脊梁。
在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很多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方面的问题，有人称之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道德危机、生态危机。腐败孳生蔓延、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恶化、社会诚信缺失、犯罪率上升、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遭受挑战和破坏等等，这些发展中的问题使人们享受物质生活日益现代化的实惠的同时，也承担着精神上的煎熬。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民众，在思考、研究、寻找着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为了中国现代化的步子走的更加稳健一些。
最近中国知识界在广泛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2010年前后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问题是什么。在“十一·五计划”制订工作展开之际，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课题组对来自国内外的98名中外著名专家进行了调查，对“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问题以及风险冲击程度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专家们提出的主要风险问题包括：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差距、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和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等十大问题。并且指出：未来真正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因素恐怕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如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矛盾加重以及生产资料销售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变化不协调，等等。
专家们的分析和预测确实抓住了当前中国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并且提出了较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发展经济是硬道理，这在中国是个不争的事实。经济问题确实是诱发社会政治问题的导火索。
但是，风险问题不是一个可以完全测控的问题，它存在测不准的问题，恰恰是“混沌”现象（世界体系理论主要创始人沃勒斯坦常用“混沌”来说明世界体系转型的复杂性和测不准问题）是风险预测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任何风险既可能正常发展，也有可能发生异变。有些问题是否可以从更广泛的视野和更深层的内理去观察，不仅仅从“物”的角度，更要注重从“人”的角度去考察，结合历史的分析，从历史仰望现实，或许可以开辟出新的视界，以补充正常分析或许遗漏的地方。
早在1992年，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在回顾二十世纪史的著作《历史的波澜》一书中，关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崩溃原因问题的分析，就提出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很多人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首先提到的是“经济的恶化”，但是，据说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因为经济的恶化而崩溃的体制。太平洋战争后期的日本，经济上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但是没有人说过因为经济困难而投降。越南战争中的北越和和后来的柬埔寨也是如此。如果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是因为经济恶化而崩溃的话，那么，在经济状况比今天坏得多的苏德战争中或者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就应该崩溃。
他强调：“任何政权，只有两种情况会使它发生毁灭性的大变革。那就是丧失维持治安的能力和人们不再信任支撑它的文化。”一国战败后不能从对敌对国的攻击中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这是最严重的丧失维持治安的能力。游击队的进攻和强盗的横行也在此列。但苏联并不是因为战败后不能从敌机的轰炸和敌军的刺刀下保卫国民，国内也没有游击队和强盗横行，历来的领导人最害怕的这些事情在苏联从未发生过。“使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走向崩溃的其实是文化，也就是人们不再相信其观念、理想和领导层的决策与人品。”从这种意义上说，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与体制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意志帝国的失败北和官僚制的崩溃很相似。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苏联走向解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显然，堺屋太一的说法有点危言耸听，且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但一种批评往往并非空穴来风，尽管作者可能对社会主义抱有很深的偏见，但我们却不得不看到作者观点的独到和耐人寻味。
但当我们从更深层的视角，尤其是结合历史的资鉴，我们就不得不正视这种说法
当今的中国确实存在但又不易觉察，甚至容易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无疑是文化信仰的失落或危机，如政治信仰的“空洞化”，民族信仰的“极端化”，个人信仰的“反社会化”。整个社会信仰的“无意义”和“金力主义化”是目前我国文化信仰认同面临的严重危机。而恰恰危险的是，当今的世界表面稳定、实际上却复杂多变，其深层更是暗流汹涌。国际恐怖主义（反人类化）、原教旨主义（反现代化）、极端民族主义（反国家化）和新自由主义（反社会化）的空前活跃就是明证。文化信仰危机一旦与社会经济问题交织，由此导致的必然是社会和国家凝聚的危机。再推导下去，无疑是个可怕的后果。诚如温家宝总理所宣示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但是文化信仰的危机并不是不可化解的，仔细分梳其中的层次，采取不同的措施，是有可能缓和或化解的。人类既具有社会性，也具有个体性，因此，人们的文化信仰大概可以分为四个层次：政治文化信仰（解决政治认同或政权合法性问题），民族文化信仰（解决国家认同或国家主权合法性问题），人格或心理文化信仰（解决个体认同或生命认同问题，通俗一点说，解决的是“生”的“意义”问题），可能还有一个杜维明先生经常提到的超越性信仰（解决超越性认同问题，通俗的说法是，解决“死”的“意义”问题）。前两者可以合称个人的社会文化信仰（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都是社会认同），而后者（包括超越性信仰）属于个人的私人文化信仰（即个体认同）。
目前我国的社会凝聚，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治文化信仰，如马克思主义和“三个代表”等，以凝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认同。但更重要的可能是民族文化信仰。至于人格或心理文化信仰以及超越性信仰也很重要，不可掉以轻心，否则也会造成类似“法轮功”的问题，但主要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民族文化信仰对社会的凝聚厥功至伟。鉴于当前我国社会缺乏凝聚，令人深忧，民族文化信仰的权重将大大加强。 纵观全球现代化进程，现代化往往产生一个悖论，那就是现代化进程的驱动和加速需要政府的权威来导引，但现代化发动以后，尤其是进展到某个拐点之后，却会产生对政府权力的合法性的置疑和个人主义的伸张，如何有效地导泄这种情绪，加强社会凝聚，迎接各种不测挑战，以进一步推进现代化进程而谨防现代化的挫折和中断，确实是个难题。
由于中国现代化还远未完成，谨防现代化的中断和挫折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头等大事。当前应当把加强民族文化信仰列为重中之重。加强“三国”教育，即“国情”、“国史”和“国学”教育或许是一种比较切实可行的对策之一。以“国情”教育寻求国家与社会的理解和沟通，以“国史”教育寻求中华民族的共识和凝聚，以“国学”教育寻求民族文化精神的张扬和认同。以10多亿人口的大国在数十年时间来实现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实现的现代化，可谓至难，不凝聚全国的人心和智慧，没有举国一致的“国魂”，是不可能指望现代化实现的。从以“物”为本的现代化过渡到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既要考虑人的物质需要，更要考虑人的精神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