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学思想由孔子创立，由孟子、荀子补充而形成体系，到了汉代，由于汉人思想务实，容易接近荀子设礼以显仁的思想路线。在孔孟，仁为礼之本，仁为礼之据，而汉儒，仁是礼之端，是三纲五常系统中的一个内容。仁的意义被无情地减少甚至被排斥，失去了仁为主宰的礼虽然可以应合统统治者的意志，但它没有人性、人情的贯注，没有了亲近感，不能使人在礼的陶冶中感受到“诚于中，形于外”“发乎情，止乎礼”的通畅，礼只是别异，只是等级，故汉代仁学走的是依礼限仁的路线。
宋明理学兴起，在仁礼关系上，继承汉儒的基本格局。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朱熹认为仁是生，仁是心，仁是心之德，礼智义也是心之德，仁是体，爱是用，理是根，爱是苗等等。[9]事实上朱熹还是沿汉儒的方向，继续走设礼以限仁的路。
王阳明认为则认为仁为礼之体，礼为仁之用，他说：“故仁也者，礼之体也；义也，礼之谊也；知也者，礼之通也。”（《王阳明全集》）他与朱熹的思想正好相反，不是引仁归礼，而是化礼为仁。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无一而非仁。尽性则动容周旋无中礼，成仁即成礼。[10]王阳明的仁学思想较朱熹更为接近于孔子仁学的本质。
发展到明清，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学风也跟着有了较大的变革，由原来的空谈转向务实，主张经世致用，特别到了近代，受到外来侵略者的打击，有识之士更是不厥努力，去挖掘经世致用的思想以救国救民。康有为，梁启超便是其中的杰出人物。这时期使得仁学得到了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