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年，即1574年，六十而耳顺的罗近溪来到云南，这时离他归养林下只有三年光景。但是三年间他不仅在政绩上有突出贡献，而且还没有忘记他毕生都在实践着的活动——讲学。万历元年他曾回答弟子“我父师止以此件家当付我，我此生亦惟此件事情干。舍此不讲，将无事矣。况今去官正好讲学”。云南时期的罗近溪的种种作为恰恰为这句话做了注解。
《明道录》卷八共收录了罗近溪的十一场会讲内容，堪称全书的最后总结，且十一场讲学俱是云南时期所留下。分别名为《五华书院会讲》《武定会讲》《弥勒会讲》《临安会讲》《谒庙会讲》《洱海会讲》《丁祭会讲》《腾越会讲》《凤山书屋会讲》《演武场会讲》。以上在郭斗《刻罗近溪先生明道录序》中皆有所见，且《五华会语》与《巡历六诏》等其他讲学语合并以《近溪先生会语》为题，刊刻行世，或为近溪著作中最早的刻本。
综上，在云南讲学时期的罗近溪，其思想已经达到了个人生涯的巅峰，可谓“圆融无碍”。且他始终践行着一个“讲学者”的身份所要求的种种责任，以圣人教化为己任，敷衍《圣谕六言》，解释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宣化蛮夷，镇压莽贼。寓道德实践于政治轨道之中，把讲学与教化民众结合为一体。仔细读《明道录》卷八，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其哲学观念的彰显。《五华书院会讲》全文如下：
万历甲戌季冬，方伯方公、宪长西岩顾公、大恭同野李公、禹江张公、宪副渐江张公偕予集会五华书晹谷院，进三生讲书――初“仕而优则学”，次“颜渊季路侍”，又次“富与贵是人之所欲”――毕，众求晹谷公××启迪。公作而叹曰：“仕之与学分作两事，此在后世则然，若圣人立教，则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无须臾不是道则无须臾不是学，无须臾不是学则又何分仕与不仕耶？况子夏他日又曰‘事君能致其身，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事君能致其身’者，即是仕之优处，‘吾必谓之学’者，即是仕而能优处则其能学处也。朱子因前章先儒谓‘推子夏之言，其流将至于废学’故此章虽主张分看，却不知合而言之其流弊也小，分而言之其流弊也大。”
予承公之意，因进诸生而前曰：“汝曹今日且须究竟圣贤平生所学者为学个甚么？所仕者为仕个甚么？如《大学》诚意正心修身是所谓学，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所谓仕，中间贯串一句只说‘明明德于天下’，至其实实作用则只是个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长、慈者所以使众，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悖。细细说似有两件，贯通实为一事。故孔子言志，独以‘老安’、‘少怀’、‘朋友信’为个话头。看他所志如此，则学便是学这个，仕便是仕这个，此外更无所学、更无所仕，亦更无所谓志也。夫子此志，从十五岁便晓得要紧此孝弟慈的矩，至六七十岁与颜渊、季路言志之时，便自许得随心随意、随处随人皆随所愿而不逾此矩也。随心而絜，则上便上得其所，下便下得其所，左右便左右得其所。上下左右皆得其所乃谓之仁。圣人之志，常常不违此仁，盖自终食中间起以至终日终年、而直至于七十终身，其心念念以天下为一家而不计自己之家，以中国为一身而不顾自己之身。如此而贫，亦如此而富，而无心于去贫处富也。如此而贱，亦如此而贵，而无心于去贱处贵也。汉高祖只是一代英主，且云‘为天下者不顾家’，况圣人仁天下之志、思欲老老以及人之老、长长以及人之长、幼幼以及人之幼，其决烈勇猛，如火之必热，如冰之必寒，如江河之必于沛然赴海，则其一身之贫贱富贵又安足系累毫发也哉？时常自道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为天下之志直是如此其切！为身家之意直是如彼之轻！所以可仕则仕而可止则止，可久则久而可速则速。彼少有系累，又安能超绝千古、独异群圣而昭显时中之心矩于万世无疆也哉？”[4]
在这段文字中，方晹谷首先对三个问题进行了一定层次上的回答，这三个问题即“仕而优则学”，“颜渊季路侍”，“富与贵是人之所欲”。方以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因此“仕而能优处则其能学处”。这里的予就是罗近溪，罗近溪承接方晹谷的看法继续阐发，他举圣人为例以说明学和仕不过是《大学》里说的“诚正修为齐治平”。归根结底，这些都是做到“孝弟慈”的。学或者仕，看起来是两回事，实际上就是孝弟慈一回事。在这里，罗近溪就把自己的哲学思想与自己的政治追求糅合为了一体，成为以孝弟慈为实质核心，圣谕六言为道德实践载体，以“诚正修为齐治平”为方法的，“仁”为追求的哲学体系。罗近溪的这段话，从孝弟慈开始阐发，回答了学仕其实是一回事即孝弟慈、孔子以仁天下为志，即万物一体为仁、人之所欲非富与贵而是天下之志。进一个层次，还可以发现罗近溪的讲学的依据和观点还是孔孟儒家经典里的，而并没有他自己特意为“圣谕六言”特别阐发出来的，也并没有时刻不离圣谕六言，只是将六言当做载体来进行自己的哲学体系的道德实践。换言之，圣谕六言只是罗近溪的思想总纲，他在讲学的细微处仍旧是以宋明新儒学为理论依据。因此可以称之为学之仕也的实践先锋。
